這樣，深圳的土地改革，在通過國有化消滅了集體土地所有權，從而將原有集體土地上的權利轉化為國有出讓土地使用權後，實際上創設了一種新的出讓土地使用權的類型，即無期限、可自由轉讓的土地使用權。該使用權實際已很接近於土地所有權。這一點從深圳土地改革方案對流轉方式的表述也可見一斑。
按理說，在中國現有的土地權利框架下，所謂“出讓”，指的是國家或集體作為所有權人，將使用權出讓給使用人，自己保留使用權消滅後的剩餘權利。而此次深圳方案對於集體經濟組織的繼受單位，也承認其可以出讓土地使用權。這在邏輯上就很值得思考，因為，若原經濟組織的繼受單位根據其享有的出讓土地使用權，可將之再次出讓給第三人，而第三人獲得的又被稱為土地使用權的話，則前後的土地使用權，肯定是不同的兩個權利：前者是母權利，享有所出讓的使用權消滅後的剩餘權利；而後者是子權利，有一定期限限制。
就此言之，深圳通過國有化而轉化土地使用權的做法，很難說是對農民的剝奪。相反，這使農民的使用權獲得了強化。原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繼受單位，不但可將這一得到強化的土地使用權全部轉讓給第三人，也可為第三人設定次一級的土地使用權。
實際上，這種權利在法理上並非基於國家所有權產生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而是土地被國有化後由原有土地所有權轉換而來的使用權，或者說，是一種以國有土地使用權形式表現出來的“所有權”。
這樣，隨著深圳改革的不斷完善和深入，將來可預見的是，中國的土地權利體系中，現在的國家所有權將徹底恢復其公權本色，而財產權的種類將包括類似於所有權的無期限、可自由轉讓的土地使用權，現有的有期限限制的出讓土地使用權，以及特定身份主體終身享有但不可轉讓的劃撥土地使用權三類。
另一方面，方案中工業用地的使用權人，強調的是原有經濟組織的繼受單位，即從原來集體經濟組織轉化而來的現在以公司形式存在的新集體。可見，集體雖喪失了土地所有權，卻獲得了作為其轉化形式的無期限限制，以及可自由轉讓的土地使用權。這意味著依照這一方案實施的集體土地國有化，不是要消滅集體，更不是剝奪集體對土地的權利，而是將集體土地的權利從所有權轉化為使用權形態，從而在和國有土地使用權並軌的基礎上，盤活集體資產，實現集體土地和資本的對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