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雅安地震中，紅十字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認同危機。面對這樣的危機，我們本希望紅十字會能夠反省自身公信力的透支，更希望其能夠“知恥而後勇”，可從江蘇省紅十字會副會長的言論來看，紅十字會似乎沒能吸取任何教訓，“後勇”是沒啥希望了，甚至連“知恥”這樣“一點不過分”的要求恐怕都無法達到。
包括阜寧縣在內的江蘇鹽城下轄各縣市區，多年來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級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等為當地紅會的“博愛萬人捐”活動捐款，並按級別規定數額。此舉遭輿論質疑。對此，江蘇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副會長李新平日前回應，這些財政供養人群的收入相對穩定，對他們提這樣的要求，“我覺得一點不過分”。（5月21日《南方都市報》）
但凡紅十字的工作人員有一些基本的常識和是非觀，都不會說出如此荒唐的話，按照他的邏輯就因為財政供養人員收入穩定就可以強捐，企業盈利豐厚或者個人財產很多是不也可以強捐？這到底是在徵稅還是在搞慈善。
至於“社會捐款中間要求財政供養人員在這方面起帶頭作用，能給社會做個榜樣”，更是毫無道理，沒人願意“帶頭”被強捐。一旦無視公民基本財產權的強捐形成一種風氣，恐怕只會是人人自危，躲都躲不過來，還談什麼“榜樣”？
中國的慈善，絕不需要這樣的“榜樣”，需要的是現代化的慈善理念。儘管慈善事業在中國發展多年，但距離真正的現代化還有很遠的距離，對善款的監管和運作的透明化只是其中一個方面。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慈善在募款方式上也十分落後。類似的發紅頭文件組織捐款的事情不少民眾都遇到過，單位組織捐款現在依然是慈善組織比較重要的一種募款方式。
這種傳統的募款方式脫胎於計劃經濟時期“單位化”的社會體制，單位包攬了個人大部分的公共生活，也包括慈善捐款。這種單位包辦的慈善也正是所謂行政化慈善生長的土壤，從公眾對於以紅十字會的日益反感和抵觸，就不難發現，如今這樣的慈善形式已經不再符合當下的社會形態。
在市場經濟下，應該是弱化行政權力的作用，發揮社會應有的作用，讓公民更自主地參與到公共生活中。事實上，在那些慈善做得較好的國家，鮮有單位組織捐款這種奇怪的模式。更多的是，公民將慈善作為家庭支出的一部分，不同的慈善機構用各種方式宣傳自己的慈善理念，然後公眾在他們中做出選擇，捐款後會得到慈善發票，捐款的數額可以抵消個人所得稅等稅收。
事實上，中國也有類似的規定，但正因為傳統的單位包辦模式，無法發揮出這一制度對於慈善的促進作用。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今後都應該盡量杜絕單位組織員工捐款，不管是企事業單位還是政府部門，組織員工捐款本身就有悖現代的慈善理念，而且也會鉗制紅十字會這樣的官方慈善機構去行政化的步伐。（時間：5月22日 來源：華商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