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由於城管屬於地方主導，沒有統一而明確的標準，因而出現了“每人一把號”的格局，從名稱到編制，從服裝到執法都有很大的差異性。有的地方實行的是大城管制，城市管理的所有執法權都歸集於城管部門，也有的地方實行的是小城管，城管部門僅限於城市創衛和秩序維護。再加上城管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主要是委托執法，這就為違法行政埋下了一定的隱患。若要改變這種各行其是的狀況，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成立國家城管局實行統一管理，確實具有頂層設計的作用。
不過，這可能犯了機構配套依賴症，跟政府自身改革和簡政放權的初衷相背離。城管有沒有存在的必要，確實需要進行法律明確。可以說，現有的政府組成部門和執法單位，都承擔著城市管理應有職能，在法律地位和職責明確的情況下，再組建新的城管部門缺乏合理性與正當性。
2009年，河北省元氏縣曾因為一起糾紛，導致城管大隊被撤銷，一度成為全國唯一一個沒有城管的縣城。雖然距離被撤銷大約7個月後，城管大隊又悄然成立，但功能已經相當弱化，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市容綠化用地的拆遷上。地位和執法的尷尬，也正是城管所處現狀的真實寫照。不過沒有城管的城市，秩序也沒有出現混亂。也正是因為如此，有種尖銳的聲音，要求“撤銷城管機構”。不過城市的現代化離不開城市管理的跟進，如何改變時下的困局，讓城管執法更加正規，需要的是規範行政行為而不是組建統一的機構。
事實上，城市管理不如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和安全生產那樣針對單一領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與靈活性。故而對於城市管理也不應有統一的機構設置要求，可以根據地方的實際情況具體處理。城管的最大問題，不在於地位有沒有法定性，如果依照委托和授權執法，城管在法律身份和地位上並不存在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在地方政績的驅動下，其工作方式和手段發生了異化，違法行政的現象和行為不斷增多，又鮮有相關的問責與處罰，助長了執法違法行為的泛濫。比如聘請臨時工或者暴力執法，這些在其他執法領域多少都存在，只不過城管更為嚴重而已。
依法行政在城管系統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實，即便成立國家城管局也沒有多少實質性意義。規範城管行為的根本出路，在於規範政府自身行為，走依法行政之路，而這不是法律和機構上的叠床架屋就能解決。要知道，政府承擔的社會管理功能很多，城市管理只是其中一個部分，過度強化某個環節的重要性，就會導致從法律到機構的膨脹。就時下來說，用好現有的法律，推進法治政府建設，遠比建立國家城管局更能解決問題。（時間：3月5日 來源：法制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