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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市民在超市挑選食用油，普通消費者很難辨認出哪些是轉基因食品。 |
成龍揮手而過、莫言依舊不言、姚明與記者玩“變線跑”、趙本山全副武裝……每年中國兩會，文化藝術界的“明星委員”即是媒體熱捧的對象又是吐槽的焦點。
有人質疑媒體對這些“明星委員”著墨過多，反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委員的真知灼見。不過，說這話的也是一位明星委員——“名嘴”崔永元，“政協有很多為老百姓說實話、辦實事的委員，但媒體好像就願意報道我們這些熟臉的。很多院士的發言我覺得更有質量，可能沒人認識，就沒人報道他們。”他的表述的確可以作為熱棒“明星委員”的一些冷思考。不過，這板子也不能只打在媒體身上。其實，媒體的關注對於“明星委員”也有監督的作用。比如往屆關於兩會“明星委員”缺席、遲到、不發言、雷人提案等報道對其也都是一種無形中的鞭策，提醒他們褪去光環，更多聚焦於提案。
兩會是中國一年一度的政治盛典，與會委員們除了社會身份，更應體現的是參政議政的身份和能力。那麼，中國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委員，而又為什麼政協委員能夠如此“星光燦爛”呢？
誠然，作為有影響力和話語權的公眾人物，如果能夠真正地為民發聲，必然會帶來更大的社會影響。比如，崔永元關於防止濫種轉基因作物的提案以及其之前為相關事情所做的努力，由於其“名人效應”使得問題本身更受關注，也起到一定倒逼“相關機構”作出反應的作用。不過，如果反之，“明星委員”成為啞巴委員或是雷人委員，那麼民意反彈也會更大。現在民眾對“走過場”的“花瓶”型明星委員寬容度已經越來越低。那麼，為什麼政協委員中的名人依然扎堆，甚至被稱為“名人堂”？
從法律程序上，如果說人大代表是通過選舉產生的，而政協委員是推薦產生的，在一些專家看來，政協委員的產生過程本身就是一套精英邏輯，普通民眾的聲音有可能在此消弭。
而在此過程中，一些地方利益或領導意志就可能成為主導政協委員產生的因素。因此，在程序上動手術刀、呼籲公開委員產生過程更加透明化，這才是放緩地方政府“追星”、“追錢”腳步、推薦出更能代表民意的委員的根本之策。委員無論是不是明星，其聲音必須代表民眾。（時間：3月5日 來源：美國《僑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