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時代的記者
芮成鋼的批評者把他形容成一位“超級推銷員”，時時刻刻都在推銷自己和自己的國家，外表喧鬧，內在空洞，需要用各種大名字來填補自己，而喜歡他的人卻覺得恰恰相反。一位22歲的大學生說，芮成鋼作為主流媒體的新聞記者，“思想價值承接60後，代表70後，統領80後，激發90後。比如他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看法，對奢侈品炫富的看法等等，他聊過的很多話題都是其他媒體記者很少提及的。”另一位21歲的大學生則認為他觀點獨特，問題犀利，說話不拖泥帶水，“他傳遞著外國文化，傳承著中華文明，在如今浮躁的社會，帶給了人們一絲平和的氣息。”
“一個記者到底應該出色在什麼地方呢？”芮成鋼的一位大學同學對我說，“他的采訪，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身體語言、他的姿態，比如他采訪時翹起二郎腿，顯得輕鬆隨意的樣子，這反而是他受歡迎的原因——在中國崛起時迎合了時代的需要，和那些最牛的人平起平坐，那是牛逼。”
“央視給他提供了平台，但央視的體制也決定了，他很難討論那些最關鍵的問題，”哈佛尼曼學者、專欄作家安替說，“他能做得更好些，是因為他更熟悉、更自信。他的咄咄逼人，是話語意義的，不是新聞意義的。而新聞本身是觀點的對抗。”
但安替隨即感嘆，微博時代的新聞專業主義已經飄移，讀者已經不再相信記者是沒有觀點的人了，現在，最有名的記者必須是最有觀點、最有姿態的記者，“這可能意味著什麼？也許時代也就這樣了，那些批評芮成鋼的人也在微博時代紛紛博出位，區別只在於，一個是博客時代，一個是微博時代，但真的有區別嗎？我們已經不好意思對別人說三道四，我們已經自顧不暇了。”
時代或許真的不一樣了，而今人人都是記者，記者卻越來越不像記者，人們不再閱讀他們的作品，而是閱讀他們的觀點、情緒、行為——看得見的行為。扎實的報道、優美的文字，還有富有邏輯的思辨，正讓位於焦急的只言片語——如果人們認為那些言之鑿鑿的簡單判斷和段子就是整個世界的話，他們為什麼要費功夫去啃那些冗長的文章呢？低調和默默無聞也已不是美德，一個個的@，構成了新的人際關系，那些拽人名的人——他們好像只有在與那些大V、大名字的互動裡才能找到自我——卻恰恰能夠成功。從一個更寬廣的層面看，麥克盧漢的預言好像到了今天才真正實現：媒介即信息，形式本身成了內容，傳播什麼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傳播本身，或許我們也可以說，姿態勝利了。
芮成鋼自己也在批評這碎片化的信息環境，“這是最好的也是最壞的時代。最好是因為信息透明，最壞是因為人的受教育程度、獨立思考能力這些基礎設施還不完善，這些東西的缺失會導致很多謠言，誰隨便編個謠言居然也能讓我們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去推送這些東西。” 不過，他似乎還是很享受眼下的狀態，認為累積在他身上的非議和刻板印象都不重要，他覺得，有人只是想借他說事，還有人，“你不論怎麼說他也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但很顯然，他也並非不在乎別人的看法，當我偶然提到自己之前做了一些外圍采訪時，他追問了好幾次，“你采訪了誰？你還采訪了誰？”
我問芮成鋼，你現在對莎士比亞那句話是怎麼理解的？他想了一會兒說，這句話其實有點像是《紅樓夢》裡說的——“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我又問他，從早期實用主義的引用，到後來更多的理解，你怎麼看這個“去工具化”的過程？“什麼是‘去工具化’？”他反問。
“我們生活在這麼一個浮躁的時代，每天大家看到的都是各種姿態，”許知遠說，“當一個人沒有內在價值的時候，他是必須依靠群體來活的。被巨大的權力和人群所迷惑，是人天然的弱點。對我來說，判斷一個人是否值得親近，要看他有沒有自省能力，人是要和自己所處的困境打交道、是要反抗你所處的這種境地的。”
外交學院的烙印
芮成鋼是外交學院英語系1995級學生，當時英語系有大概七八十人，分成4個班，兩個外交班，一個國際經濟班，一個僑領班，芮成鋼就讀於國際經濟班。芮的一位同學回憶起自己的大學生活：“非常枯燥，就像高中一樣，而且還是高三……校內活動非常少，最主要的活動就是上自習，基本上，大學生活就是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慢慢地學習語言，那是很奇怪的一種氛圍，誰上自習的時間少了，會有愧疚感。”她和芮成鋼打交道並不算多，“他在校外好像活動多一些，也會有接待的任務。我只能說，他確實挺有才的，外語確實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