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知之甚少的“邢台反殺案”，迎來屬於它的高光時刻。日前，最高檢披露“河北邢台正當防衛案”辦理情況，經過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和檢方自偵，邢台市檢察院最終認定為正當防衛，對本案做出不起訴決定，這是檢方在沒有社會輿論影響和壓力的情況下，主動做出的不起訴決定。
2018年5月，河北省邢台市巨鹿縣村民刁某某深夜翻墻闖入村民董民剛(化名)家中滋事被殺。2018年8月4日，偵查機關以董民剛涉嫌故意殺人罪向檢方移送審查起訴，此後便是連續兩次的退回補充偵查和檢方自偵，直到正當防衛獲得認定，以及死者家屬申訴并得到河北省檢察院的複核維持和答複，本案在輿論場引發的關注都頗為有限。與其幾乎同時段發生的河北“淶源反殺案”，此前在公衆熱烈關注、社會廣泛爭論下亦得到了正當防衛認定。
同一個省級行政區劃內相隔近400公裡的兩個縣，一冷一熱的兩起“反殺案”，最終都能及時獲得其應有的正義，應當說都殊為不易，特別是“邢台反殺案”，在并未引起輿論過多關注的情況下也得到了正當防衛認定。當然在一樁已經啓動的刑事案件偵辦流程中，能有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和一次檢察院自偵，在程序內部引起的波瀾不可謂不大。
在刑訴法的程序設計中，退回補充偵查是檢察機關讓程序倒流的一種方式，但兩次退偵已達法定上限，檢方在兩次退偵後又啓動自偵，可見偵查機關對本案的結論未變，但也足見在司法程序內案件引發的爭議之大，當然從中也可看到檢察機關在案件性質認定上的足够審慎和堅持。
正如邢台市檢察院檢察長邢偉所言，“既然法律賦予了我們檢察機關不起訴決定權，那不用，就是失職，不積極使用，那就是怠於履職”。實踐中，法定職權在履行過程中，積極還是怠於履職從來不僅關系到法定主體的主動性強弱，更關系到偵控機關能否常態、順暢地互相監督。
同一刑事案件的不同偵辦階段，不僅辦案機關的法定職責、使命有異，而且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收集、理解和認定也有不同，這正是現代刑事訴訟制度將偵控審職權交付不同機關執掌的根本原因。刑事案件辦理過程中不僅可以有、而且應當鼓勵不同觀點，觀點可以不同、職責或有分工，但追求案件真相與正義的目標終究一致，這一制度設置的初衷在實質化庭審的控辯對抗設計中亦有充分體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