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頭初始基因不同，後續在生態演進和擴張過程中所吸附的企業，也各有不同。生態互通之後涉及到的，不光是巨頭主體面臨衝擊，也會對不同生態內部的中小微企業形成震蕩和衝擊。在操作實施中，怎樣減緩相應衝擊，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的過程。”陳端表示。
不過，陳端同時提醒，巨頭們需要超越單一的企業本位，著眼於更大的社會生態，重新尋找自身的生態定位。這種調整不光是著眼於對於既有利益、存量格局，更重要是立足於未來國家戰略導向之下，尤其是《數據安全法》出台之後，國家層面未來對於數據相關的存儲流通，數據要素的集合使用，圍繞這些在戰略上重新調整布局。
反壟斷直擊屏蔽根源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還將出台更多的伴隨性措施，對互聯網的產業生態重塑和產業格局調整將持續產生影響。
中國社科院戰略研究院教授李勇堅認為，平台封閉別人的鏈接、只對自己生態裡面的鏈接進行開放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數字平台在市場有著特殊地位。這個地位有兩個方面，第一就是具有信息內容過濾作用的看門人，第二則是可以對上下游滲透。
“數字經濟形態中跨邊界、跨地域、跨行業的特點使得監管難度加大，比如大數據殺熟等現象比過去傳統的工業時代更加隱蔽。包括隱私保護、平台壟斷等，這裡面最本質的問題，是我們國家以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來驅動經濟新的增長，打造新的增長極，這些要素的流動就形成了一個自然的壁壘，那麼這個數據流動形成壁壘以後，數據資源就不能充分共享，平台目前的商業邏輯決定了它的數據封閉性，對數據要素充分流動帶來很大的競爭壁壘。”中國人民大學數字生態競爭跨學科交叉平台首席專家易靖韜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