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專家認為，雖然我國已經出台了《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文明上網自律公約》等相應法規，但因為網絡快速發展，傳統的法律法規并不能完全適用這種變化，其中未免存在一些疏漏。這也是很多人遭遇網暴維權難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發動網暴攻擊的人在社交平台上不是使用實名賬號，就算當事人以誹謗罪提出訴訟，卻難以找到訴訟對象。
“在劉學州事件中，一些網民對其行為進行嘲諷或指責，也有一些網民評論過激，可由於在網絡空間中後台實名、前台匿名，這些網民實際上很少也很難會被追究法律責任，進而導致他們在法不責衆的心理作用下可能將劉學州事件當作情緒的一個宣洩口，肆意妄為，隨意發表負面評論。”李懷勝說。
在李懷勝看來，近年來，因網絡暴力屢屢釀成悲劇卻難治理的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首先，在一個具體的網絡暴力事件中，行為和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很難確定。比如劉學州事件中，很難論證劉學州自殺是因為網民的某一句話而導致的；
其次，網民在參與事件討論的過程中，態度也是不一樣的，有的相對極端，有的特別極端，有的又比較溫和，每個人在這個過程中應該進行什麼樣的責任分配，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難以確定，因此這并不是一個立法層面缺失的問題，而是一個執法的問題；
再次，網民數量較多，網絡監管具有客觀的局限性，例如網絡平台監管者很難在第一時間去制止一些不良行為，同時也比較難把握言論自由和網絡暴力的度。
“很多網絡暴力事件其實反映的是網絡倫理建設的滯後。網絡中的道德水准明顯要比現實空間弱，再加上網絡中法律追責較難，維權成本較高，證明標准也較高，客觀上導致很多人有恃無恐。”李懷勝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