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涉案‘毒芹菜’僅區區7斤，那上游批發商購進了多少斤？種植環節又涉及多少斤？這些‘毒芹菜’又都流向了多少餐桌？……”自媒體辯解文章基於“毒芹菜”無法溯源的一系列追問，事實上同樣可以作為對地方執法監管的反問：執法部門是否有效進行了溯源工作，以防止如上所述嚴重後果的發生？還是說僅憑店主無法提供進貨票據，就武斷做出了商家不能免責的決定？一個多月前的幾斤芹菜，或許可能拿不出相關票據，但對進貨渠道守口如瓶的概率恐怕并不高。
按照《食品安全法》，經營者想要免責，不僅要履行進貨查驗義務、“有充分證據證明”其對超標情況不知情、“并能”如實說明其進貨來源。在“充分證據證明”的判斷尺度中，給具體執法監管其實已經留下了非常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相對而言，多個免責條件的叠加反而事實上加大了經營者自證清白的難度。而《行政處罰法》還明確，“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前述長沙芹菜案由“未追回已售商品”進而認定“未發現造成危害後果”從而減輕了處罰，同樣是未追回超標芹菜(事實上也未發現危害後果)，為何就非要開出天價罰單？因天價罰單而被督查通報，那些左右為難的“委屈”又從何談起？
“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榆林6.6萬元“芹菜罰單”的討論，無論怎麼推演，都無法為某些地方已經并非個例的各種大手筆罰款做解釋。如果說執法細則真的還不够細，依然缺乏手把手的具體指引，那就不妨以此番國務院大督查的通報為契機，圍繞這個6.6萬元的處罰在系統內展開一次詳盡、深入、全面的類案梳理，在案例講評中摸索可行的執法尺度，明確必須堅持的權力運行規則。（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