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話語模式的變遷看政治發展
文章又說，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自然要借鑒蘇聯的經驗。聯共黨史和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我國廣大干部學習的著作，其中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的斗爭的話語模式對我國自然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會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讓人們重新思考。
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期間，曾經試圖擺脫這種階級斗爭的話語模式，提出我國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把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是，這種話語模式的轉變沒有取得成功。在1958年開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等運動，並提出了“三面紅旗”。紅旗代表無產階級，白旗則代表資產階級，因此又陷入了舊的階級斗爭的話語模式中。這樣就更加僵化了階級斗爭的觀念。與此同時，開展了對前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經過上述演變，話語模式就凝固為“以階級斗爭為綱”。
幸運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我國逐步實現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話語模式的根本轉變。
鄧小平明確提出廢除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把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的軌道，同時否定了“兩個凡是”，為話語模式的轉變創造了前提。從我國和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鄧小平提出市場同樣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手段，突破了姓資姓社的框框，使我國經濟逐步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同時，打破了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市場割裂的框框，果斷地提出創辦特區，使我國市場逐步同世界接軌。根據鄧小平的理論，我國採取一系列改革和開放的政策，使我國的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根據鄧小平理論，黨中央又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共產黨以階級斗爭為指導思想的執政基礎。
根據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黨中央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又做出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一系列新的理論表述。這些新表述中的核心是 “和諧社會”，隻有和諧，才能做到“以人為本”，隻有和諧，隻有政府同企業、社會和民間的緊密合作，才能實現科學發展，也隻有“和諧”，才能構建經濟繁榮、文化發展，使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利益都能增進的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
“和諧社會”話語模式重在保障話語權
文章指出，由上可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和諧社會”完成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話語模式的重大轉變。高尚全曾經對“和諧”兩個詞作過解讀：“和”是指“人人有飯吃”，“諧”是“人人都講話”。最早對意識形態和話語模式作過論述的法國學者托拉西，曾指出某種話語模式必須注意修辭和語法，以便在公眾中能夠流傳。“和諧社會”既符合中國的文化傳統，符合漢語的文法和邏輯，又符合人們的理念和道德，容易為公眾所接受和理解。這種話語模式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現在從階級斗爭的話語模式轉變為和諧社會的話語模式，語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話語模式下，話語同階級斗爭相聯系，從而同某種權力相聯系。在和諧社會的話語模式下，話語同階級斗爭無關，同與此相聯系的權力斗爭無關，隻是同發展經濟、發展文化以及同個人和社會利益的協調有關。不同的話語不是來源於階級斗爭，而是來源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分工的發展。因此，保障話語權，讓人人都可以講話，反而可以促進經濟繁榮、文化發展以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協調。
總之，在和諧社會的話語模式下，可以避免在階級斗爭的話語模式下保障話語權和剝奪話語權之間的矛盾和困境，使保障話語權和構建和諧社會處於良性循環。在良好的語境下，人人都講話，可以促進社會的和諧，而社會愈和諧，又可以促進人人都講話，進一步完善和諧社會良好的話語秩序和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