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3月17日電／政治及文化評論家南方朔今天在中國時報撰文指出，最近幾個月，上自部長、政要，中至官吏民代，種種說話不當甚至粗口惡言人事，多得一籮筐。於是有人要求禁口，有人主張講話要講究修辭及下筆要小心。
其實，當今政治人物頻頻凸槌或粗口惡言，這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因此始能暴露出他們的麻木不仁，習慣性的自以為是和高尚心態，他們在嘴巴壞了之前，心就已經壞了。如果只是禁口或開始講究修辭，那麼壞了的心加上漂亮的語言包裝，它豈不就會像古代修辭演講祖師西塞羅（Marcus T. Cicero,106-44BC）所說的，只是“鄉愿”與“奸巧”（Canning）嗎？西塞羅在所寫的《論責任》一書裡指出，參與政府乃是一種榮譽的志業，必須心誠意正，否則“利用別人的善意不察而獲得信任所帶來的利益，豈不傷到正義的原則？在世界上，沒有一種咀咒甚於戴上面具的奸巧了”。
因此對於種種凸槌與惡言，禁口及修辭是沒有意義的，修辭莫若修心。修心是將心比心，知道百姓的艱難與愁苦；修心也是恢復自己做為人而非官的身份，因而多生智慧。真正的修辭不是從口出發，而是從心開始。西塞羅在寫給兒子的書裡就說道：我那雄辯及修辭美好的演講集固然該讀，而我談人生，談道德的哲學集才更該讀，哲學與道德是心，說出來的話只是表，心大過言語。
在此特別提到古人西塞羅，因西塞羅乃西方世界最專業而傑出的修辭雄辯演說家，可說是這個領域的祖師級人物。他從青年期即開始鑽研修辭雄辯學，並成就一家之言，此外他也身體力行，因而成了古羅馬最著名的演說家。但他到了後期，眼看整個帝國修辭雄辯日益發達，但心的修養卻愈來愈差，欺騙與詐偽盛行，當語言已淪為替權力服務的工具，而不是人用來彼此溝通及推行正道的載體，他遂對修辭雄辯學展開批判與重新定義。他說道：“如果人們荒廢了學習哲學與增加道德修養這種最高尚、最榮譽的事業，而將全副精神都用於演說修辭，那麼他的公共生活就會變成對自己無用，但對國家則是有害的東西。”
西塞羅在他的《修辭雄辯三書》這部對話集裡，有許多重新定義修辭雄辯的重要段落，在此姑且引用〈第一書〉裡的兩段：
──“對我而言，沒有一件事比藉著修辭雄辯的力量，而將散亂的人群凝聚起來更重要了。靠著修辭雄辯的力量，可以召喚並贏得人們的善意，可以引導人們的願望。在每個自由國家或所有的社區，亦可藉此達到和平安寧的境界。有甚麼事情比受到尊敬的談話，以及被智慧的反省及尊貴的語言所打磨過，並因而促進相互了解更讓人高興呢？有甚麼成就會超過人們靠著修辭而讓群眾的活力，法官的良知，官吏的操守等意識被喚醒更榮耀呢？
──“雄辯修辭的更高貢獻多得不可勝數。有甚麼力量像它一樣，能夠凝聚散亂而差異的人群？有甚麼力量能帶領人遠離粗暴，達到現在公民這種文明的條件及建造出社群？因此，我的年輕朋友們，多多努力走向正道的修辭，讓你自己成為服務人群的一道清泉，也成為共和國裡一個值得尊敬的成員！”
在此不厭其煩的引述西塞羅，原因即在於他是西方世界最早即有系統的將不當的語言不但會誤人誤己，也會誤社會和誤國的道理說清楚的第一人。因此他才指出，修辭必先修心，他也主張任何依靠語言來活動的人物，都必須先具備人文教育的素養和追求榮譽的心靈。這個紀元前的人物，他的忠告在兩千多年後的現在，似乎更有效！
近年來台灣的政治人物己愈來愈口業深重，許多當官的則習性傲慢而不自覺，因而總是不斷凸槌，這是“無心之禍”嗎？恰恰不是，因為他們正是最重要的心已出了問題。他們不是不小心的“無心”，而是不用心的“無心”！
文明需要語言，語言就必然要講究修辭來提高附加價值。但歸根究柢，最重要的畢竟還是修心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