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霍克斯翻譯的《紅樓夢》與楊憲益、戴乃迭合譯的《紅樓夢》在英語世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你怎樣評價這兩大譯本？
裴鈺：霍克斯譯本是目前英語世界普遍流行的標準本，在英美世界的主流圖書渠道發行，英語讀者隨手可以買到。譯文達到了英文母語小說的水平，創造力極強，是生動性和藝術性最高的譯本。比如，霍克斯準確翻譯了曹著的書名，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頭記），這是眾多英譯本中唯一一個非常精准的英譯名。但該本沒有完整地保留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文化誤讀較多，比如將劉姥姥變成了一個基督徒。
楊戴本最大特點是譯文嚴謹，對中國文化保留完整。但譯文的生動性和藝術性均不足，屬於《紅樓夢》研究資料性的讀物，影響力目前局限在中國內地。
一般來講，普通讀者閱讀霍本為佳，而專業研究者適合閱讀楊戴本。
筆者：你是第一個提出“全球化紅學”觀點的學者。這是一個怎樣的學術命題？它的提出基於什麼樣的理念？對於中西文化交流有何借鑒意義？
裴鈺：我講過“曹雪芹在中國，紅學研究在世界”。紅學並不是一國之學，中國紅學和世界紅學間的壁壘必須打破，“全球化紅學”體系是五個部分——版本+考據+文藝批評+對外翻譯+對外傳播。一個跨國界、跨學科的完整的紅學研究模型，無論哪個學派，無論哪種治學方式，都離不開上面五個基本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和“對外傳播”路徑相吻合的。
談到“全球化紅學”的理論根基，我想是這樣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大國在迅速地和平崛起，中國文化也由此以最強烈的力度，融入世界。如楊潔篪外長所言，在全球化時代，我們要格外維護中國文化的“獨特性”，盡力減少文化誤讀，促進不同文化實現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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