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8日電／3月5日，在中國對外經貿2010春季形勢分析會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後張勇強調，自去年下半年以來，以美國白宮經濟顧問薩默斯的“出口牌”、克魯格曼的“匯率牌”、希拉里的“重返亞洲牌”以及奧巴馬的“低碳牌”為代表的四牌連奏，掀起了新的一輪美國重商主義浪潮。奧巴馬在1月份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提出在5年內使美國出口翻一番、創造200萬個就業崗位的目標。3月奧巴馬簽署行政命令，宣佈成立一個由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等組成的“擴大出口內閣”，負責實施“全民出口計劃”。
國際商報刊文說，進入2010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產品做出反傾銷初裁5起、終裁1起，其中對鎂碳磚產品徵收的反傾銷稅高達349%；反補貼初裁3起，其對中國鉀磷酸鹽徵收的反補貼稅高達109.11%。除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外，美國還頻頻高調對人民幣匯率施壓。這一系列的舉措正是美新重商主義迅速抬頭、企圖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的一種新表現形式。鑒於全球經濟面臨歐洲債務危機、美國復甦乏力、貿易保護主義升級等嚴峻挑戰，存在順差減少以及外貿二次探底的潛在威脅，2010年我國現行經濟刺激政策應緩退；同時短期政策應維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
理清三大博弈關係
目前中國討論最熱門的經濟問題是通貨膨脹和匯率。這其實代表了人民幣的對內和對外價值。理論上而言，當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達到一致和平衡時，該國的通貨膨脹應該為零，即不發生通貨膨脹也不發生通貨緊縮。但是，現實中人民幣問題攙雜著其他多種因素，包括貿易順差、外匯儲備、利率政策、貨幣的流動性、就業、大國政治經濟博弈，等等。
事實上，在國內外人民幣升值問題的討論中存在三大博弈關係。
宏觀調控多重目標和單一目標博弈。匯率形成機制是一國經濟主權的體現，是需要尊重和不可忽視的一國核心利益。由此，派生出了各種匯率理論，包括“名義錨”理論、貨幣危機模型、匯率目標區理論以及匯率政治經濟模型等。這些理論的應用，對不同宏觀調控目標具有不同的效應。
在實踐中，匯率制度形成機制的選擇往往成為貨幣部門和工業、貿易部門利益差異化博弈的結果，往往成為一國階段性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從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角度來看，匯率貶值往往導致重商優先，匯率升值一般導致治理通脹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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