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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五年四月，留學期間的陳寅恪攝於德國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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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簡單的方面來說，可以從陳先生1929年給北大歷史系畢業生寫的那首詩找到答案。陳先生非常重視文化。他本來數學基礎很好，從他在德國留學帶回來的十幾本學習筆記里就有兩本是高等數學的筆記。但是，他選擇了歷史。他是受到什麼原因的觸發而做出這樣的選擇呢？
在給北大歷史系畢業生寫的詩里他講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當時很多學生畢業以後跑到日本去學中國歷史。本來，留學互相交流，這也很正常。但是“群出”就成問題了。為什麼當時那麼多人跑到日本去學中國史呢？當時世界上公認中國古代史研究水平最高的是日本。陳先生一生做的是中國史方面的新的領域，從文化來討論歷史。這一點他在唐代政治史論里講得很清楚，他把唐史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的承認。英國隋唐史專家杜希德（又譯“崔瑞德”，《劍橋中國史》主編之一）曾講到，研究唐代政治制度第二個高峰就是由中國偉大的歷史學家陳寅恪作出的，第一個是內藤湖南。陳先生確實把中國史的研究提高到世界最高水平。另外，日本歷史學家池田溫在一篇文章中說，近來日本研究唐代政治史的很多，但是他們無一不受陳寅恪的影響。我有一次在會議上見到另外一位日本非常有名的學者穀川道雄，他說我也是陳先生的學生。他的意思是說，他的學問是受陳先生的影響，這也印證了池田溫所講的話。我覺得，陳先生那麼高的成就，在於他有一個崇高的治學目的。
第二，讀書不肯為人忙。讀書是為自己，不是為別人。“為別人”，換句話來講就是求名利，這樣的學問就會出現各種弊病。為己，應該修養自己的學問道德，要求創新。他一生主張獨立思想、自由精神就是這個道理。不要受人家的限制，而是要自己有創新能力，他自己也做到了。
我們對陳寅恪的了解遠遠不夠
（劉夢溪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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