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民權利無條件獲取福利待遇與社保年限掛鈎
按照課題組的改革思路，戶籍改革的方向是要強化戶籍的登記功能，淡化其分配功能。持有居住證的人口享受與原戶籍人口同等的選舉權、就業權，同等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基本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制度，同等享有初級衛生保健，以及免費接受義務教育。
課題組在調查中發現，戶籍制度改革對教育資源和住房保障的衝擊最大。一些地方的戶籍改革帶來大量新增戶籍人口，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大幅增加，學校越來越擠，班級人數越來越多。
“但壓力不能成為不改革的理由。”貢森說，戶籍制度改革的總體方向，是允許在城鎮穩定居住和就業的外來人口，逐步享有與當地原戶籍人口同樣的權利和福利。目前出現一些問題，並不是戶籍改革本身的錯，而是配套改革不到位，是有辦法解決的。
而且，有一定的壓力並不是什麼壞事，恰恰是促進資源配置調整、推動改革的動力。例如，課題組在調查中發現，在鄭州市，戶籍改革造成教育資源緊缺的壓力，反而推動有關部門在不到5年的時間里，新建、改擴建了57所學校，成了教育發展的一個契機。
但高考是個繞不過去的坎兒。現在，城市外來人口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子女不能在居住地參加高考。
劉先生是四川人，現在重慶工作，兒子上初三了。去年，劉先生剛在重慶買了房子，但買完房才發現，要轉成重慶戶口，還需等3年，兒子還得回老家高考，由於兩地教材不一樣，高中還得回四川上。“我在重慶打拼這麼多年，現在為了孩子可能還得回去，這邊的努力就都白費了。”劉先生為此很苦惱。
實際上，高考資格與戶籍脫鈎的替代管理辦法很好解決。重慶市教育局一位官員說，“各地的招生指標分配依照應屆畢業生的數量，而不是以戶籍人口來計算。當然，為了避免高考移民，要規定一個起碼3年的學齡限制。”
“做起來並不難，關鍵是要下決心改革。”貢森說，課題組在全國多個省市調研後認為，參加高考的資格可以通過更合理的替代性管理手段有條件地放開。比如，可以通過學籍年限和監護人的參保年限來控制和逐步放開。與此相配套，全國高等院校學位的分配也要逐步以考生人數為主要依據。
而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是以個人繳費為基礎的，權利與義務對等，不會給當地財政帶來負擔。因此，只要是持有居住證的居民，就可以參加這些保險項目。對於有財政補貼繳費的項目（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等），中央政府應該研究制定全國統一的最低標準，且補貼外來人口參加各類保障項目。
而對於低保和保障性住房等社會救助的享受資格，可以根據待遇的特性和城市的規模，設置不同的社保參保年限或繳稅年限要求。“人口流入城市一般都是為就業而來，城市鼓勵的正是這種流動。能夠在一個城市生活，也必須有一定的生存能力。為了鼓勵這種流動，並防止‘福利旅遊’，對低保和保障性住房等社會救助待遇，設置較高門檻是有必要的，這也是對流入人口的一種生存檢驗。”貢森說，“具體可以根據待遇的特性和城市的規模，要求達到一定的社保參保年限或繳稅年限，才可以享受這些待遇。特別是對於低保等社會救助，則要設置較長的年限。當然，為了讓更多的外來人口繳得起費，社會保險繳費標準需要適當降低。”
貢森總結說，他們不贊成推翻戶籍管理政策，而是建議實行“兩保兩新”的方案。既為戶籍人口保留“捷徑”，他們可以通過繼承而享有廣泛權利；又為外來人口通過買房、投資和知識技能等入戶保留“快車道”；更為廣大普通勞動者及其家屬開辟一條通道，提供一個新的易於攀登的入戶階梯，並在上升台階上不斷新增權利，直至實現永久入戶和同等享有原戶籍人口的所有權利。“這樣既可以鼓勵人口的有序流動，又可以加強人口管理，也有助於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貢森說。
貢森說，戶籍制度改革是一個整體工程，還需推進與其掛鈎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相關領域的配套改革，特別是要改變目前以戶籍人口為基礎的財政及公共支出體制。
“權益脫鈎改革有一定的政治阻力，但是越晚改革，阻力越大。”貢森告訴記者，“這是很多地方管理者的共識，希望盡早改革。現在需要中央下決心，總結地方經驗，及早出台指導意見，規範各地改革。”
課題組在調研時還了解到，在積極探索一元化戶籍制度改革的地方，農村居民並沒有一窩蜂地湧向城市。有的地方管理者認為，很多擔心都是臆想的。“我們以前想象，可能農村人一夜之間都會跑到城里來，但實際上人們都是有利益權衡的。管理者總擔心農民進入城鎮、占用公共資源，這種擔憂有些過頭。沒有工作和住房，人們進城幹什麼？難道天天住火車站？”重慶一位政府官員說。
國研中心專家：大城市不能只要“人手”不要“人口”
中國現在許多大城市面臨人口膨脹難題，不斷增加的外來人口使得土地、水源、環境、交通等資源不堪重負。為此，有人提出，應通過政策控制城市人口規模。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以下簡稱“國研中心社會部”）發布的研究報告卻認為，發達地區更有條件吸納外來人口安家落戶，以實現人口分布與經濟集聚在空間上的協調。
近日，課題組組長、國研中心社會部副部長貢森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
中國青年報：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由於聚集優質社會資源，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使這些城市土地、環境、水資源難以承受。為什麼你們卻認為，大城市應該對外來人口更加開放？
貢森：經濟越發達的地區，人口集聚會越多，這是人口分布的基本規律。隨著經濟的發展，就業機會增加了，自然帶來勞動力的集聚，區域消費水平也提高了，進而吸引更多的產業和人口集聚。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發達地區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城市的發展離不開人的貢獻，但許多城市對外來務工人員的態度卻是矛盾的，需要他們勞動，卻不希望他們分享發展成果。說白了，就是只要“人手”，不要“人口”。
實際上，經濟發達地區現在的發展水平是與中央的傾斜政策分不開的；按照主體功能區劃，重點開發區和優化開發區等經濟發達地區，未來可能在土地、信貸、投資、財政和環保等方面享受更多的政策優惠，這些地區也應該承擔更大的義務，幫助外來人口安家落戶。
中國青年報：但是人們一般會認為，由於資源的有限性，地區對人口的容納也是有限的。以北京市為例，從現在的人口增長趨勢看，未來10年內，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將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國際上公認的不應突破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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