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頻發的跳樓事件背後，是很多來深圳的外來務工人員沒有處於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情感方面、心理方面、組織體系都得不到滿足的客觀事實。”曾赴富士康調研的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危機干預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肖水源說。
他說：“雖然富士康事件具有特殊性，但這的確說明了深圳社會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建設有不足之處。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如何平衡‘有限政府’和公民社會的均衡發展，應當成為深圳未來變革的重中之重。”
一些跡象顯示，目前深圳正認識到“社會變革”的必要性。而一些舉措顯示，改革是在朝著“小政府、大社會”的方向努力。
深圳市民政局局長劉潤華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人們已經認識到，公營機構由於體制上存在天然缺陷，在滿足公共社會需求方面基本上是一種低效率高成本的體制。
他說：“在未來，政府應該更多向民間組織購買社會服務，培育、鼓勵成熟的社會組織承擔公共服務的重任。”
有關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6月，深圳地方政府已經取消、調整和轉移284項職責和行政審批事項；此外，深圳還出台意見，將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工商經濟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直接由民政部門登記，解決了困擾社會組織找不到“主管單位”的問題，同時積極為民間組織提供資金扶持。
2009年，為難以找到“主管單位”而苦惱兩年的李光明終於拿到了慈衛公益事業發展中心成立的證書。2010年，慈衛公益事業發展中心拿到深圳市福彩公益金的50萬元的資助，一年的運營費用全部得到解決。
權威人士表示，作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針對社會公眾的需要，深圳市政府會像支持高新技術企業一樣孵化、培訓有潛力的社會組織。
馬宏表示，深圳民政局已經將深圳梨園路上的一個舊倉庫改造成為社會組織孵化實驗基地，目前已有6家缺乏資金和場地的草根公益組織入駐孵化試驗基地。
在政府和社會的通力合作下，深圳市的社會組織數量明顯增減。2002年，在深圳市民政局登記注册的社會組織有1486家；2010年6月，這個數據已經增長到3862家。這些社會組織覆蓋了工商經濟、科學研究、社會事業、慈善等各個領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