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應該糾正理論界和輿論界對國家資本和國有企業的幼稚理解和片面認識，創造一個良好的思想輿論環境。如果中國歷史可以倒退300年，在國際壟斷資本尚未形成的情況下，強調國退民進、發展自由資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在招商引資和無序開放的背景下，國際壟斷資本滲透並控制了國內大部分產業部門之後，所謂國退民進的政策主張只能導致國有資本退出、海外壟斷資本進入，最終導致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拉美化”。國內經濟思想界的混亂和新聞輿論界的無知已經登峰造極，使得國家資本的壯大、國有企業的發展處於不利的“軟環境”之中。這種狀況需要糾正。
第二、在國內所有產業和行業中，國家資本必須發揮主導性作用。在能源、石化、通訊、鐵路、國防等領域中，應該進一步擴大國家資本對這些領域各個產業鏈的控制力。在汽車、電子、機械、醫藥、物流、連鎖商業、食用油、日化等國際壟斷資本占據主導地位的領域，國家應該對該產業和行業中排名在外資之後的國有企業或民營企業進行資本性扶持和政策性扶持。國家資本可以直接向這類國有企業或民營企業增加資本金，也可以定向購買這類企業發行的債券和可轉股債券，以此壯大企業的資本實力和競爭力。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發揮國家資本主導性功能的載體。吉利汽車通過多種渠道利用國內資本的支持完成外收購，這一經驗值得推廣。
第三、國有企業經營權應該由行政性授權方式轉變為市場化授權方式，使國有企業成為擁有人事自主權、經營自主權和資本自主權的市場競爭主體，有效地發揮國有企業的骨幹性作用。在體制改革方面，既要反對政府的企業化、也要反對企業的政府化。反對企業政府化和行政化就需要通過科學的途徑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所謂“兩權分離”就是要做到：所有權歸屬於國家並由國有資產管理機構代表國家負責行使；經營權必須以信托契約的方式和市場化競標的方式，授予專業化的產業管理公司或信托公司並負責行使。只有實施信托化的國有企業管理模式，才能避免那些變賣企業所有權的改革，才能有效地實現“兩權分離”，才能避免國有企業的政府化和行政化，才能提高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才能更好地發揮國有企業的骨幹作用。
第四部分 改革開放：只是動作，不是意義
30年前，我們在危機中孕育著繁榮；30年後的今天，我們在繁榮中孕育著危機。當這種危機從產能過剩危機升級到貨幣主導權危機，從城市的醫療、衛生、教育、就業、住房等危機擴展到農村的環境、土地、水利、種子、勞動力、糧食、油料等危機，這表明，我們繁榮背後孕育的危機正在走向系統性崩潰的邊緣，宛如舟曲泥石流爆發前的暴雨之夜。在這個關鍵階段，美國開始主動調整中美關係，開始主動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方面的收網。我們仿佛手持氣球，需要與軍艦博弈。在此，我們不能過分地責備“裸官”和明星們移民海外行動所表現出來的江水寒暖的先知先覺，也不能責備城鄉層出不窮的抗議、上訪和群體性事件，而應該更多地反省我們長期以來執行的開放戰略和改革政策。改革和開放只是兩種施政動作。任何動作本身沒有意義，動作必須賦予意義。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們把這兩個動作使命化甚至宗教化。必須認識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火車頭不能偏離“兩根軌道”：其一是堅持民族、民主和民生，其二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其動力越大，破壞力就越大；其速度越快，危機來臨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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