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必須放慢城市化和城鎮化的步伐。大躍進式的城市化和城鎮化一方面造成農業勞動力的匱乏、大量耕地撂荒或被擠占、農業資金轉移到城鎮房產等領域，另一面造成城鎮就業壓力增大、環境治理壓力增大、教育衛生醫療壓力增大。
大豆、玉米、大米已經開始依靠進口。中國糧食和油料作物開始依靠進口，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這意味著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城鎮化是建立於流沙之上的海市蜃樓，隨時可能坍塌。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一種因果關係，其中，工業化是因，城市化是果。假如背離了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水平而為了房地產商利益、建築商利益、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利益而大躍進式地盲目推進城市化和城鎮化，那麼，中國必將逐步陷入就業危機、能源危機、環境危機、糧食危機和社會危機之中。其實這些危機已顯端倪。
今天我們已經發現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出了偏差。我們把追求工業化和工業現代化的歷史使命誤讀為那些缺乏核心技術的世界工廠化、房地產化、城市化、城鎮化和市場自由開放化。現在地方政府高舉著城鄉一體化的大旗，懷著增加土地財政收入、大搞政府形象工程的企圖（實際上，多數政府形象工程就是“洗錢工程”），試圖通過消滅農村、消滅農業、消滅農民的方式解決“三農問題”。這無疑是自私、短視、後患無窮的做法。解決“三農問題”對於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為此，各級地方政府和商業機構必須停止一切掠奪農民、破壞農業、消滅農村的做法，同時，應該通過“農民組織化、農業科技化、產品分類化、服務網絡化、鄉村宜居化”等政策措施來減輕城鎮就業壓力、增加農村和農業的就業機會，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1）改變農業補貼模式，引導農民重新組織起來。1978年開始的農村改革是一場解散農村生產組織的“去組織化”改革，而不是一場以新的生產組織替代舊的生產組織的改革，其改革的結果是農民重新成為無組織的個體。隨著農業市場的對外無序開放，中國農業部門已經面臨著毀滅性的不公平競爭。農民無組織、農業無保護、農村無宜居的現狀，怎麼可能形成與全球四大糧商和孟山都等國際公司進行競爭的競爭力？怎麼可以避免中國的農業、農民、農村被海外資本控制的命運？怎麼可能能夠形成中國農業的自主權？怎麼可能為中國經濟的自主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因此，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前提、是提高農業競爭力的前提。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需要改變現有的農業補貼模式，即取消現有的“國家—農民”的補貼模式，改變為“國家－農業合作組織”的補貼模式，引導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以農業合作組織代替農民個體作為中國農村的基本生產經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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