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而言，二次戰後波蘭裔美籍人士不斷在美國國會進行遊說，就讓許多西德人相信，美國已向波蘭保證將維持德、波現行邊界的完整，也不會支持兩德統一。理由很簡單：波蘭是華約集團(Warsaw Pact Organization)成員，它與美國沒有直接利益關係，兩德既不可能統一，此時對華沙保證德波邊界完整，既不得罪蘇聯，也無損西德主權。1969年，德國社民黨採取大膽東進政策，與其謂掌握了東西方和解的契機，不如說是西德人提升了外交決策的“自主意識”。換句話說，1970年代之後，西德已逐漸從東西方緩和過程中的被動參與角色，轉變成一名實際引導者(pacemaker)。
兩德互動模式與兩岸關係現狀雖然不同，但觀察兩德分裂到完成統一的歷程，不乏一些值得兩岸借鏡之處。嚴格說來，西德改變不與東德妥協的態度，取決於兩項關鍵因素：其一是，1961年8月東德突然興建柏林圍牆，完全阻斷了東西柏林人的自由往來，逼使西德必須從人道因素的角度思考兩德關係；其二是，1962年古巴危機之後，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宣示與蘇聯和解並結束東西方冷戰的決心，給予西德轉變對東德態度的機會。
1963年7月中旬，時任西柏林市長的布蘭德(Willy Brandt)提出“接近以促其轉變”(Wandel durch Annäheung)的新觀念；簡單地說，就是社民黨想改變過去兩德關係的零和遊戲，希望藉著擴大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讓兩德民眾去感受和比較雙方的制度；換言之，它是想用和平的方式去改變東德政權。同年12月中旬，兩德首次簽訂有關保障西德人民赴東柏林探親權益的“通行證協定”(Passierscheinabkommen)，成為分裂德國雙方簽訂的第一個官方條約，它也為兩德日後相互間的政治定位，找到一條可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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