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的反腐制度，不可謂不嚴密，黨內黨外的立體式監督如果能夠到位，可以說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在這樣嚴密的反腐制度的監控下，仍然無法遏制腐敗官員的前赴後繼，地方政府所推出的“反腐創意”，從一定程度上應該肯定，但難起根本效果。
清官反腐、重典反腐、運動反腐、制度反腐 四種主要方式各有特色
可以說反腐怪招也是腐敗重壓下的一種無奈之舉。數千年來，世界各國先賢仁人與腐敗犯罪的鬥爭，大體遵循兩條路線，一是通過道德建設，在道德自律上下功夫，把人的行為約束寄托在主體的道德良知上，可稱之為倫理型反腐或人治型反腐；另一種路線則求助於法律制度，在權力制約和制度控制上下功夫，把人的行為約束寄托在外在的強制性規範的壓力上，可稱之為法理型反腐或法治型反腐。兩條路徑互相交叉，各有側重，衍生出了清官反腐、重典反腐、運動反腐、制度反腐四種主要方式。這四種方式各有特色，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都體現了獨特的存在價值，產生了積極的效應。然而，歷史一再證明，這些反腐方式因其先天的殘疾或後天的跛足，都沒有達到鏟除腐敗的土壤、遏制腐敗蔓延的目的。
清官反腐是人們最熟悉的反腐方式。千百年來，包拯、海瑞等一批批有良知的官員以其剛正不阿、秉公執法、舍生請命、除暴安民的政治品格留下了千古美名，深受世人的愛戴和稱頌。清官的出現，為歷代士大夫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對於封建政權的維繫和鞏固，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封建社會的官吏，由於其剝削階級的本性，大多貪贓枉法。清官反腐的實質是理想的人治期待，試圖以一人之力對抗一個體制，挽救一個王朝，其成效不但取決於清官本人的道德、能力、地位、精力和壽命，更取決於統治者的認識和決心。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清官反腐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地位，是否要反腐，如何反腐，一切都要遵從統治者的旨意。這就決定了清官反腐只能是隔靴搔癢、曇花一現，不可能真正帶來政治的清明和社會的公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