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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庫的角色在現代化社會中尤為重要 |
中評社╱題：兩岸智庫的角色與功能，作者：黃光國（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海基會顧問
2010年11月2日，台灣競爭力論壇和福建東南競爭力研究院在台灣大學社科院國際會議廳聯合舉辦了一場“兩岸智庫論壇”研討會，主題為“兩岸智庫如何攜手共創未來”，其中討論的題目之一是：“面對兩岸敏感性之議題，兩岸智庫如何定位與相處？”
“道尊於勢”：兩岸智庫的定位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想我們必須先為所謂的“兩岸智庫”做定位工作。如眾所知，所謂的“兩岸智庫”，可以說是台灣二次政黨輪替之後的一種“新生事物”，其目的在於追求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兩岸智庫”的組成，在台灣大多是來自民間的知識分子，官方色彩極淡；在大陸則相反，可能有較為明顯的官方色彩。可是，不管兩岸智庫成員的背景有甚麼樣的差異，他們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是知識分子。在我看來，作為現代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一定要堅持“道尊於勢”的傳統，主張：知識是權力的基礎，知識比權力更重要。值得強調的是：我在這裡所說的“道”，已經不再是傳統中國文化中所說的“道”，而是西方的科學哲學，我所說的“知識”，也是指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針對本土社會問題，所建構出來的社會科學理論，而不是從西方移植進來的“流行理論”。
從這個角度看來，針對所謂的“敏感問題”，作為“兩岸智庫”的成員是一定要說話的。如果對於重要的“敏感問題”，“智庫”成員不懂得善用自己的說話權，而仍然保持沉默，那還叫甚麼知識分子呢？
兩岸關係的定位
更清楚地說，針對任何一個“敏感性”的問題，“兩岸智庫”的成員固然可以個人的身份發言，言責自負。可是，如果要以“智庫成員”的身份發言，我們就必須要有更深一層的考量。首先，我認為我們必須從歷史發展的宏觀角度，來為兩岸關係定位。
我一向認為：自從1840年清廷在中英鴉片戰爭中失敗以來，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就是在找尋一條中華文化現代化的道路。鴉片戰爭失敗之後，清廷在當時知識菁英的建議下，於1890年發起“自強變法運動”，企圖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下，“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然而，這種不夠徹底的西化，根本經不起考驗，清廷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終於以慘敗收場。1898年，光緒帝一度寄予厚望的戊戌變法，卻因為慈禧太后的強力抗拒，而僅只留下“百日維新”的殘痕。慈禧想藉助義和團的力量來“扶清滅洋”，反倒導致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慘禍。十一年後，清廷也因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而覆亡。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9年，巴黎和會的決議激起了“五四運動”。在隨後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中，許多知識分子以一種宗教性的狂熱，宣揚各種不同的西方思想；他們把“德先生”和“賽先生”看做是能夠救中國的兩尊“洋菩薩”，卯盡全力，提倡自己所相信的學說主義，激起了新思潮的狂瀾，也造成了中國意識的危機。
由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參與“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逐漸分為壁壘分明的兩派，一派認為中國應當效法英、美，走議會民主的道路；另外一派則認為應當師法蘇俄，採用共產黨的辦法，畢其功於一役，徹底改造社會結構及生產方式。即使如此，“民主”和“科學”仍然是他們的“共同信仰”，共產黨人始終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國家的政治體制則是“人民民主專政”。
更清楚地說，繼之而起的國共鬥爭，一方面固然是政治權力之爭，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中國現代化”的路線之爭。國、共兩黨對於中國現代化所應當走的“路線”雖然各有其堅持，他們所要追求的中國現代化“目標”卻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論他們所堅持的路線是甚麼，也不論他們的實際作為是甚麼，他們對於“民主”和“科學”的信仰始終沒有動搖過，也從來不敢詆毀這兩尊“洋菩薩”。
中華文化的現代化
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之後，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造成中國經濟發展的上下波動。1958年，毛澤東發起了“三面紅旗”、“大躍進”運動，拆散大多數家庭，重新組成“人民公社”，國家生產力降低到極低的水準，無數人民甚至遭受到飢餓的生命威脅。這種政策經過大幅度調整後，經濟才開始復甦，1966年，毛澤東又號召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所謂的“十年浩劫”。
在海峽的另一邊，1949年，“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之後，一方面以白色恐怖手段穩固政權，一方面以“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辦法推行土地改革，並從1960年代，開始推展外向型的經濟。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推動“十大建設”，並全力發展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造成1980年代“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蹟。
1976年毛澤東過世，鄧小平復出，並從1979年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1989年，中共渡過了“天安門事件”的危機，隨後又在蘇聯及東歐國家解體的風波中，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才有往後二十年快速而且穩定的經濟成長，並造成“大國崛起”的氣勢。2009年，歐美國家普遍遭遇到金融危機的衝擊，當時有人說：台灣以六十年的時間追趕西方國家三百年的發展；大陸則是以三十年的時間企圖趕上西方。
正因為台灣和大陸已經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學習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大陸今天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其實在台灣也曾經發生過。在我看來，未來兩岸關係的最好安排，是大陸把台灣看做是“中華文化現代化”的實驗室，密切注意它如何處理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各項問題，從中汲取教訓，“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作為未來施政的參考。
“垂直式民主”
今天兩岸之間最為敏感的話題，莫過於兩岸間政治體制的差異。從1987年國民政府宣佈解嚴之後，台灣已經成功地建構出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體制，而大陸仍然是在實施由共產黨執政的“人民民主專政”。對於大陸所實施的政治體制，國際上一直有不同的評價，譬如，在《中國大趨勢》中，奈思比分析支撐起中國經濟發展的八大支柱，而稱之為“垂直式民主”。他指出：在中國這種高度分散的社會，政治不是由對立的政黨或政客在運作，而是由溝通過程中得到的共識在運作。領導人為整個社會建構了一個遠景，納入“由下而上”提出的構想、建議與要求。再以“由上而下”的方式確立、執行，並視情況的需要靈活調整，這一切都在領導人設定的大目標下進行。這樣創造出一個垂直的架構，各種構想和經驗在上下層級之間不斷交流。
在西方式的民主政體中，執政的正當性，在於當政者是經由民選所產生。在中國人看來，統治的正當性主要是取決於政績表現。中國正致力於建立一個適合其文化與社會的民主模式。這種垂直式民主的程式當然有其弱點，不過其主要優點在於，政治人物可以放下一切為選舉的考量，而能進行長期的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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