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灣的政治人物、媒體、智庫操縱下的民粹
台灣的社會生活是有序的，說台灣亂象主要是政治亂象，問題主要出在政治人物、媒體、智庫身上。選舉中既有經濟社會議題的民粹，也有政治的民粹，台獨議題就是被台獨勢力經常運用的政治民粹。通常的民粹發酵方式，有代言式、挑動式、激化式的；以“愛台灣”“護主權”，維護民眾利益為包裝；以民眾為工具，以政治人物、智庫為先導，媒體跟進放大。看清楚民粹盛行的背後，是政治人物謀取選舉和執政利益，智庫既依附於特定的政治集團也保持自身獨立的話語權，既可以從政治集團中分一杯羹也可以獨自謀取利益；媒體本是民主政治和公眾的發聲器具，但是追求短期政治利益和過度商業化的台灣媒體也是台灣政治的麻煩製造者，台灣不少媒體缺乏社會良知和社會責任，製造話題，挑動民眾敏感神經，撥弄是非，激情演出，更多的是為了在商業行銷中獲取自身利益。在整個台灣社會和兩岸關係中，內部的對立和兩岸關係的對抗，台灣的部分媒體起火上澆油的破壞性作用，形成了社會躁動不安的非理性情緒，相當多的民眾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3、小利益與大機遇
政治的背後是利益，而對抗流失的是機遇，大的機遇和好的機遇在對抗中不斷流失。政治的短視，守住了小的利益，丟失了大的利益。所以如單純以利益考慮，兩岸問題長期不解決，受損失受傷害更大的不是大陸而是台灣。我以為這些問題台灣的政治人物、媒體、智庫不是看不清楚，可悲的就是當今的台灣民粹盛行，選舉連綿不斷，政治人物、媒體、智庫只好先把眼前可觸利益攬到懷中，長遠的發展沒有辦法顧及，權力最大，選不上一切都沒有了。
（七）台灣正向下沉淪
台獨和民粹是台灣政治生活中的兩大沉。然而台灣的一些政治人物卻一半理性一半偏執，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先生就是一個典型，理性的一半讓人敬重，偏執的一半讓人扼腕。他在批評馬團隊時一語中的地指出：決策隨民粹飄移，馬和他的團隊組成，先天稟賦已大有問題，上台後，又因憲政體制淩亂不堪，總統制、內閣制、法國雙首長制統統不像，各個“憲法”機關權責不清，決策不講專業，誰的主張恰巧和高漲的民粹碰在一起，決策就移到哪，決策中心完全隨零碎、分割的民粹飄來飄去，“國家”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眼光長遠的決策（聯合早報網訊(2010-04-01)）。然而林先生卻沒有指出，台獨思潮和台獨活動也在無端耗費台灣人民的資源，並可能將台灣帶入危險的境域。
台灣的一批政治人物在“民主”的遊戲過程中，消費了社會，愚弄了民眾，一批無良媒體點擊率、收視率提高了，知名度提高了，廣告來了；一批名嘴名利雙收。於是人們最終會看到最可憐的是芸芸眾生，政治糾葛帶來的發展機遇的喪失其結果當然也是由民眾承擔。在絕少政治家的年代，政治人物以及所依附的媒體、智庫經常成為民眾的綁架者。
可以確切的說，台灣已經陷入了政治人物、媒體、智庫、民眾“四維”之間的“非理性意識形態漩渦”而無法跳脫；如逢中必反，了無新意的八股式的政治口水，都是一種向下沉淪的漩渦。執政黨和在野黨無法帶領台灣向上提升，大家都為了眼前可視的自身利益，為眼前的選舉既得利益互為需要，民眾只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米明日憂”了。非理性的意識形態主導了台灣，且不能自拔，前景令人擔憂！
兩岸和平發展寄希望於誰－－培育“五大觀”
（一）摒棄歧見和對抗性思維。台灣的政治人物、媒體、智庫有共同的特點：對大陸有深深的歧見和對抗性思維、政治上的短視、眼前短期利益的糾葛，特別是選舉利益的考慮，使台灣形成了一種無法前瞻長遠利益的島嶼政治生態。
據中評社報道，台灣“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3月31日在淡江大學作“當前政府的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專題演講時說，大陸對台灣永遠是威脅，台灣與美國關係要優於兩岸關係；趙建民還說，永遠要大陸只想著經濟，也就是說永遠不要去觸及兩岸的政治議題。
無獨有偶，台灣的駐日代表馮寄台在刊登於日本月刊“正論”今年5月號的專訪中指出，“台灣不會屈服於共產中國膝下”，馬英九主張“不統、不獨、不武”三不政策，任期內絕不會與中國大陸協商統一。馬政府並非“反中”，亦非“親中”，是要“和中（與中國大陸和解）”，這絕不等於“統一”。馮寄台指出，馬英九從年輕時代起就是“強烈”的“反共主義者”，但確實不是反中，他呼籲日本瞭解馬政府“反共和中”的方針。並強調台灣希望進一步加強和日本的經貿、文化及觀光交流。
我以為趙建民、馮寄台都是講了真話，一個親美，一個“哈日”。趙的三個要點講的非常“到位”，恰恰是後來的澄清顯得牽強附會；馮寄台的言論還多了一分“反共”挑戰性。趙先生和馮先生的共同點，是都看不出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民族情懷。至於我所讀到兩位先生觀點背後的真義：兩位先生都是泛藍人物，國共兩黨達成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並不是兩位先生的願景，從中也能看出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凝聚力和政策執行力與民進黨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由此可知，兩岸和解要走很長的路。“綠”的對抗不用說，“藍”的疑慮也是深入骨髓。
（二）建立理性社會共同體，兩岸的和平發展寄希望於誰？大陸的說法是兩岸的和平發展乃至於未來的和平統一大業“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個提法從宏觀和戰略上看當然沒有錯，但是還要看到，兩岸的和平發展在微觀層面看，也要寄希望於台灣的政治人物、台灣的媒體、台灣的智庫。人民最大，人民對國家民族的前途起最終的決定作用，但是掌握資源、話語權的是政治人物、媒體和智庫。如把一個社會劃分為“四維”，那就是政治人物、媒體、智庫、民眾。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政治人物有大局觀、媒體有良知、智庫有智慧，民眾有理性，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和諧穩定有前途和希望的社會。不要讓自己的大腦成為別人的跑馬場，當真正決定未來的廣大民眾走出政治人物、無良媒體、智庫營造的泥沼，建立理性社會共同體的目標也就不遠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寄希望於2300萬台灣人民，這是13億中國人的共同期盼。
（三）“迴圈對抗”無出路，“五大觀”決定台灣未來。誠摯希望台灣的政治人物、媒體、智庫、民眾要有大格局、大視野、大智慧，要富於理性和建設性。具體來說，筆者提出“五大觀”：
一是大時代觀：兩岸所處的時代是和平發展的時代，是建設的時代，而不是革命戰爭的時代，沒有時代觀也就沒有方向感，這是合格政治人物首先要把握的。在和平發展時代，不能以革命、造反、對抗的思維行事。
二是大安全觀：大安全觀蘊含兩層含義。一是兩岸關係穩定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必要條件，摒棄台獨路線，兩岸關係的和平、和諧、和睦才是台灣的安全保障；二是兩岸和平統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兩岸可以共同應對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的任何不測事件和重大自然災害，以兩岸的能力和智慧，以大陸強大的實力，台灣的安全會有堅實的保障。
三是大責任觀：兩岸人民以和平發展、共享主權為目標，實現國家統一，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兩岸中國人的共同責任。
四是大交流觀：以開放的心態，擱置歧見，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全面交流，在大交流中增進瞭解，表達彼此關切，增進互信，實現雙贏。不接觸不交流，固守僵化立場，以拖待變，並不符合台灣人民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
五是大利益觀：需要通過真誠交流，不斷積累善意，使台灣各階層人士，真切地看到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復興，才是自身長遠利益之所在。台灣的政治人物、媒體、智庫也要擺脫狹隘的對抗心態，切實體會大陸的真誠與善意，摒棄無休止的“迴圈對抗”，為台灣謀取長遠利益，為中華民族謀取共同利益。兩岸人民共同承擔了中華民族的苦難，應當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尊榮。
（四）民族復興，兩岸的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中國的統一事業，不是兩岸政黨鬥爭誰輸誰贏，而是實現民族復興和體現民族大義的千秋偉業，是中國作為有影響和負責任的大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成為有尊嚴的國際大家庭成員的共同認同。執政黨的責任就是要推動兩岸人民共同譜寫民族大義，實現民族復興的最大利益和兩岸人民的長遠利益。有了未來統一的中國，兩岸現階段所宣示的“中國”將成為歷史，全新的中國是歷史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同昇華。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12月號，總第15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