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隨著市場經濟在全球展開，新興經濟體快速成長、積極追趕，日本又面臨新興經濟體的強烈競爭。尤其是，2001年中國入世，外來投資湧入，貿易、經濟大發展，在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也成為世界市場的一部分，開始扮演世界經濟的引擎角色，日本的世界級經濟強國地位受到強勁挑戰。
由此，日本能否回歸亞洲，主導地區產業分工體系，構建全球競爭腹地，並通過展開地區金融貨幣合作，構建日本主導的“日元匯兌本位制”，則被上升為日本國家戰略的時代課題。
另一方面，從東亞角度看，冷戰結束後，東亞地區同時步入了經濟改革、產業調整、社會文化大進步的時代，民間企業主導的地區商業網絡、產業分工體系漸趨形成，經濟相互依存加深，市場相互融合，彼此滲透，客觀要求政府主導推動地區政策、法律制度走向相通相容，進而構建地區共同市場。
而1997年東亞危機爆發，以地緣經濟為紐帶，以東亞文化和危機意識為底蘊的“東亞人的東亞意識”上升，“東亞地區主義”漸趨形成，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的主觀能動條件日臻成熟。不能忽視的是，東亞新興經濟體歷經“奇跡”、危機與複活，快步迎來“從發展到發達的歷史轉段期”，中產階層發展，社會文化進步，社會意識趨同，地區與國際政治安全訴求上升。區內利益趨同的國家和地區率先展開經濟、安全合作，探索制度相通、風險共擔、利益互享的共同體道路。東盟擴大及其內部合作的展開就是典型代表。
在此背景下，1999年柬埔寨加入東盟，東盟最終完成了10國體制，“東盟＋中日韓”機制演變為“10＋3”模式，具備了“廣泛覆蓋性”，上升為地區合作的主渠道。同時，經過十餘年的發展，“10＋3”堅持平等、共贏的基本理念，以構建東亞共同體為長期戰略目標，主張和平、合作、發展，追求地區共同利益，進一步形成了符合東亞地區差異性特點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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