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小布什政府提出要“回歸亞太”，並於2006年提出APEC框架下的自貿區構想（FTAAP），2007年進一步提出“環太平洋自貿區”構想，初衷和意圖就在於瓦解太平洋西岸的力量整合，確保自己的主導地位。
奧巴馬政府在亞太政策上和小布什時期有著連續性。只不過奧巴馬上任後回歸亞太的調門更高，並將回歸東盟與主導TPP結合，試圖全面主導亞太合作大局。
應該認清的是，金融危機後，“安全和貨幣”是美國關注的兩大主題，以東亞共同體為表現的太平洋西岸的“排美性”的力量整合，被視為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安全隱患。雖然美國推動TPP、瓦解東亞共同體並不是具體針對某一個國家，但日本主導推動的“東亞共同體”和背後的“日元體制”被美國視為對美元體制的挑戰，美日貨幣體制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而人民幣尚不具備國際貨幣的功能，中美矛盾以及中美貨幣矛盾仍屬於次級矛盾。在美國看來，目前日本主導的“東亞制度日本化”，以及潛在的“日元匯兌本位制”，無異於地區制度的重構，無異於對美元體制的挑戰，將直接導致東亞力量結構變化，對美國主導的秩序構成潛在威脅。
而俄羅斯加入東亞峰會，也將對地區合作結構產生戰略影響。俄羅斯東進，體現了普京執政後持續推動的“俄羅斯亞太戰略”的延續和深化。其能源、資源的主導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壟斷出口權，都將強化普京早在2007年就提出的“大盧布計劃”。借助東亞地區合作機制，俄羅斯必將推動使其能源資源在東亞地區形成覆蓋，而“盧布的東進與南下並舉”，無疑也將對東亞地區現有的貨幣合作格局構成強有力的衝擊。屆時，美元、日元、盧布、人民幣，以及地區其他貨幣關係如何協調，恐將上升為擴大版的東亞地區合作的新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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