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地區化與全球化並行不悖。在地區合作的制度構建上，如何確保地區制度與全球制度的相通相容，特別是地區制度與WTO、IMF等全球制度架構的兼容性，直接關乎東亞地區與世界市場的兼容性。事實上，這也關乎東亞地區合作能否真正保持面向全球的開放性，維護全球發展大空間。任何形式的畫地為牢、“閉關鎖區”的制度安排，不僅不符合地區合作的根本宗旨，也不符合東亞地區的開放文化，更不利於東亞開拓世界空間，共享世界資源的共同利益。
美俄加入後的東亞合作格局
2010年10月底，東亞峰會河內會議決定吸納美俄加入，從此，東亞地區合作機制的結構發生本質性變化，地區合作的議題、內容以及框架也不可避免地將發生深刻變化。
首先，美國積極介入東亞地區合作框架，體現了美國主導地區秩序的根本意圖。奧巴馬領導的民主黨政府上台後，擺出高調回歸東亞的戰略姿態，其主要領導人連續尋訪東亞要塞，對太平洋西岸點施“連環穴”，意在實施瓦解。
其次，美國在環太平洋沿岸同時展開另立門戶的跨太平洋合作戰略，積極推動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TPP原本是2005年7月由智利、新西蘭、文萊和新加坡四國簽署，2006年生效的地緣型小範圍的合作機制。2008年11月APEC會議期間，澳大利亞和秘魯宣布加入。2009年11月新加坡APEC峰會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加入TPP，讓這個並不著名的區域合作框架名聲大噪，影響力大增。隨之，越南和馬來西亞也宣布加入。美國的戰略核心意圖是，通過將東盟主要國家拉入自己的戰略軌道，對“東亞共同體”實施瓦解，避免在太平洋西岸形成“排美性”的秩序，以順勢重新主導亞洲。
實際上，2004年前，美國對東亞地區合作採取戰略性的“善意忽視”態度，因為當時的地區合作與美國主導的開放市場、減少交易成本的期待一致。但2004年年底，東盟＋中日韓領導人萬象會議決定將構建“東亞共同體”設為地區合作的總目標，並設立“東亞首腦會議”機制，顯示地區合作走向“機構化”和“共同體化”傾向，引起美國高度警覺，決定重新關注亞洲，展開亞太戰略回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