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機關內部的文化很難形成，從而出現你判的跟我判的不一樣，這個法院判的跟那個法院判的不一樣，容易被外界特別是政治人物質疑或作政治解讀，影響司法的公信力。
不過總體來說，台灣的司法，無論在質還是量上，都有很大的改善。以貪污或干涉司法的情況來說，我覺得，現在地方法院至少比以前好一倍以上，高院至少也改進了三分之一以上。但是由於人比較多，“司法院”所屬的法官大概有1600多個，檢察官大概700多個，我相信，絕對有超過一半以上是沒有問題的，也許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受到一些人情或者長官的影響，但在本質上，我相信這些人還是好的，真正不好的只有少數。
行政對司法的干預問題
另一個司法問題是，司法跟行政的關係，為甚麼國民黨、民進黨執政都無法處理好司法的問題？
台灣的政治領袖，從威權的時代到現在，都會直接或間接干涉司法。在兩蔣時代，司法不是絕對的工具，但需要的時候，一定要服從。坦白講，我不久前也辦了幾個過去威權時代的舊案老案，判決之後蔣介石在改刑期，本來判七年，他改成十年，我看了那個公文。當然即使在威權時代，領導人也不會去干預所有的案子，而是干預某些特定的案子。
縱使到了李登輝“總統”跟陳水扁“總統”，也還會以某種方式影響司法。李登輝時代，黨的秘書長未必敢再出公文，但打電話一定敢。到了陳水扁時代，甚至現在馬英九時代，雖然出公文跟打電話不敢了，但在某種特定的場對案子表示看法，即有可能，其實這是間接干涉。我相信，西方民主國家的總統，絕對不敢去談個案。縱使他認為不好，也不敢說這跟人民的期待不符，因為他講跟人民的期待不符就等於他認為不符……
其他政治人物就更不用講了。台灣很多政治人物本身涉入司法的案子，判他贏，他就認為司法公正；判他輸，當然就認為司法不公正，說司法死了。但問題就在這裡，司法本身也要檢討，因為常常有個案處理上的差異，無法向社會大眾解釋。比如說，為甚麼這個人判無罪，那個人判有罪？這又回到我剛剛所講的，與現在法官的個人化傾向與有關係……
今天台灣的市井小民，對於我們的司法，坦白講，怎麼會懂呢？如果老百姓沒有地方可以申冤，往往就會附和政治人物的說法，就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我自己從司法界出來，常常幫司法界的人辯解。我認為一個法院裡面，會貪污的法官，不會超過二成，但問題是一個都不行，有兩成的人貪污可能就會讓民眾認為法院就是貪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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