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面對東部沿海地區來勢汹汹的“用工荒”，有關專家明確指出：企業僅僅靠採取提高待遇、降低門檻的辦法來應對，這或許能取得一時之效，但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破解“用工荒”的根本途徑在於加速推進農民工的“產業工人”進程。
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全國第二產業就業人員中，農民工占57.6%，其中加工製造業占68%，建築業占80%；在全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農民工占52%；城市建築、環保、家政、餐飲服務人員90%都是農民工。
而早在2004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就明確認定“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後的2006年1月，《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再次充分肯定了農民工的歷史地位與作用，稱“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湧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他們為城市繁榮、農村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農民工的辛勤勞動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承擔著城市最累、最苦、最臟、最險的工作，但多數企業還沒有把農民工當成穩定的產業工人。他們與城市產業工人相比，享受不到應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待遇，游離在社會保障之外，處於城市里的底層。
有關專家認為，沒有戶口、子女上學受到各種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以及過高的消費水平、較差的生活環境、高房租、高房價，甚至受到城里人的無端指責和歧視等等，使他們逐漸對打工的城市失去了信心，而這才是“民工荒”的內在原因。
而加快推進農民工的“產業工人”進程，有待於政府盡快調整城鎮管理政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為農民工融入城鎮提供必要的條件。同時，要切實提高農民工的政治、經濟、社會待遇，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讓農民工像市民一樣在城市“體面地生活”。
缺工人源於缺待遇
有專家認為，新一輪大面積的“民工荒”是因國際金融危機後不少企業減產、停產，大幅度裁員以後出現的用工反彈。這些企業接的大都是“短單”和“小單”，帶有很強的季節性和臨時性。一旦後續訂單無法跟上，這些農民工將再度被裁減。
正因為多數企業缺乏用工的“長效機制”，讓農民工缺乏安全感與穩定性，致使農民工的流動性增強，從而引發企業季節性或臨時性“用工短缺”。
實際上，“民工荒”並非今年才有，早在金融危機之前就已經出現。只是那時局限於珠三角地區，其他地區並不明顯。但是今年的“民工荒”尤其嚴重，甚至蔓延到中西部地區。
除了大的社會用工環境因素外，這其中與用人企業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有很大幹系。
“1996年，在我16歲時就去廣東打工，工資很低，只有300～400元。那時生活很困難，一天才吃兩頓，根本吃不飽，還要經常加班，搞得人又累又餓。為了省錢，我常常不吃晚飯就睡覺。”面對記者，常年在外打工的李滿霞忍不住眼圈濕潤，露出一臉的難過。
她說：“2005年，我去了北京，做電子產品。在北京的時候，計件工資也就1000元左右，好歹解決了溫飽問題，不再挨餓了。出去打工有10多年了，雖然掙了一點血汗錢，但給我留下的幾乎都是辛酸記憶。”
顯然，李滿霞的經歷是上一代農民工的共同經歷。
在中部省份安徽，在實地採訪中發現，用工制度規範、工資待遇較高、生產生活環境比較好的企業，春節過後外來工返廠率達80%以上，甚至更高，招收新工人也相對容易；而一些工資待遇低、生產生活環境差的企業春節過後普遍存在缺工問題，缺工率達30%～60%。
有專家分析認為，農民工權益訴求與現有企業管理制度設計之間存在的不對稱，可視作東部地區“民工荒”的一個深層誘因。
因此，專家建議，企業應該合理提高農民工的薪酬水平，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創造更多在崗培訓和業餘學習的機會，支持他們對自我發展的追求。學會“用良好的信譽吸引人，真正的關懷溫暖人，良好的待遇留住人，優良的環境培養人”。
“解決用工荒，企業本身要提高員工待遇，實行人性化管理，才能留住工人。”來自江蘇常熟、在安徽阜陽投資建廠的企業家貝建英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據貝建英介紹，他們廠工人的生活條件相當好，宿舍每間最多3～4人，有各種文化娛樂活動設施，員工生日廠里還會送生日蛋糕。他們廠去年開始就在落實社保。目前，他們廠90%以上的工人都工作了半年以上，流動性很小。
“能在我們公司持續工作兩個月以上的員工，‘五險一金’等社保基本上都可以解決。如果給員工辦了社保，員工隊伍就會明顯穩定一些。”來自安徽凱樂公司管理層的謝軍認為。
阜陽一家企業的職業經理人張建法表示：“我們從事的紡織業是勞動密集型，工作強度大，員工流動性也很大。我廠主要是提高工人的待遇來穩住員工，從食、住、精神文化多方面著手，鼓勵每位工人都辦理社會保險，減少流動性。”
“我覺得解決用工荒，更重要的是要改變思維方式，用科技創新改善用工情況。比如運用高科技手段，提高自動化水平來減少員工數量。”張建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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