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最為矚目的則是其30萬的用工規模對河南勞務輸出市場的影響，其所引發的河南籍員工回流現象，也引起了各方的關注。
24歲的胡胡，是河南郟縣人，在深圳富士康工作5個年頭後，已是線長的他，每個月能拿到3500元以上，去年富士康落戶鄭州之時，他選擇回到鄭州廠區。“工資也沒變，待遇還一樣，每年可以多回家幾次。現在線上的工人85%以上都是河南人，有的是一個村的親戚一起來的。”胡胡說。
而用工“大鰐”富士康的到來，引發的不僅僅是用工回流現象，更是攪動了整個河南用工市場。
“富士康薪酬待遇等方面相對河南本土企業要高，這對很多人來說是具有吸引力的。”楊鄭生表示，除了收入之外，富士康相對規範的管理，完善的福利及勞動保險和職工醫療保險等，也使本土企業感受到最大壓力。
“這只是一個開端，隨著更多製造業入駐，未來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會加劇，會對本土的用人企業帶來衝擊。”楊鄭生認為。
春江水暖鴨先知。
“現在感覺影響比較明顯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鄭州市就業服務中心的一位負責人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像思念、三全等勞動密集型企業，越來越感覺到了用工的壓力。
目前，像思念、三全一樣，大多數企業採取的辦法都是提高企業自動化水平，引進先進生產線，以減少用工數量，並通過改善員工工作環境，增加工資和休息時間，提供一定的上升空間“留人”。
“就業難”已然成為“過往煙雲”？
“用工荒”與“就業難”並存
“河南農村的富餘勞動力為3200萬，截至去年年底累計轉移2360萬，還有800萬左右的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呂志華坦言。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勞動力供大於求的格局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就業壓力還是很大，還有相當部分剩餘勞動力就業困難。”楊鄭生坦陳，與此同時，一線製造業、家政業、餐飲業等行業“招工難”的問題依然嚴峻。
“目前是，農村勞動者‘就業難’和企業‘招工難’兩大問題相互交織。”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一位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這和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用工主力和產業升級帶來的變化息息相關。
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農民工大省。2010年底，在該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總量的2360萬人中，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已占62%以上，這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已悄然成為企業用工的主力軍。
而新生代農民工身上明顯的時代特征對其擇業觀念影響重大。
“大多兄弟姊妹少，較之父輩，生活優越，沒有挨過餓，沒有受過凍，溫飽問題在他們頭腦里沒有什麼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遠不及父輩”，上述河南某大型食品企業孔經理如是評價。
“那種工資不高、不包吃住、不簽合同、不上保險、發展不大的單位，只有傻瓜才會去。”採訪中，鄭州思念的一位青年職工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當代農民工更強調“尊嚴”與“發展”，像父輩那樣為了生存而不惜“委曲求全”的時代，對他們而言早已時過境遷。
“與上一代農民工明顯不同，新生代農民工雖然戶籍在農村，卻大部分沒有務農經歷，他們擁有相對較高的文化程度，渴望融入城市，實現自我發展願望。”楊鄭生坦言，他們不同於父輩把打工掙錢作為唯一目的，在就業選擇不僅看重工資，更看重福利待遇、工廠環境、企業聲望以及發展機會等。
而如何改變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失衡的結構性問題，是未來政府部門和企業都不得不面臨的一個難題。
“一方面，根據實際情況，針對性地增加勞動力技能培訓，另一方面，企業要從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思路轉變，通過薪資、工作條件等吸引人。”楊鄭生坦言。
安徽：“留守村婦”爭奪戰
除了“動員”、“圍追堵截”返鄉農民工，吃苦耐勞、做事認真的“留守村婦”也成為了不斷增多的本地企業眼中的“紅人”，待遇承諾更是不斷升級。
“外出務工和建設家鄉同樣光榮”、“在家做事就是好，小孩成績能提高”、“歡迎農民工兄弟返鄉創業、就業”……
諸如此類的標語，在4月末的阜陽火車站、長途汽車站和各鄉鎮街道上，處處可見。
此時，春節早已過去，各類企業也早已開工。作為安徽省第一農民工輸出大市——阜陽市大街小巷的店鋪門前還張貼著醒目的招聘廣告，甚至連馬路邊公共汽車站牌、電線杆上也貼上了招聘廣告。
2011年年初打響的中國東西部地區“農民工爭奪戰”仍在延續，阜陽依然“硝煙彌漫”。
用工企業盯上“留守村婦”
“我今年快40歲了，自己也沒有想到這麼大年紀還出來打工。現在我家離工廠才三四裡地，既能掙錢，還能照顧家庭，多好呀。”從來沒有外出打工經歷的許珍，見到記者就高興地說個不停。
“以前要照顧家庭，沒機會出去打工。現在孩子大了，鎮裡也有企業了，就出來了。” 許珍告訴記者，愛人在外地幫別人開車，家庭年收入好幾萬元，家裡不缺錢。因為在家閑得慌，就出來了。“等以後有了孫子，家裡需要照顧，就不再給人打工了。”
已近不惑之年的許珍是位“留守村婦”，家住京九鐵路東側的阜陽市插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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