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類比寡頭企業的競爭機制，我們可以推出大國無戰爭時代大國權力競爭的機制：
在大國無戰爭時代，霸權國和崛起國為了爭奪權力，會盡可能多地為其他國家提供諸如安全保障這樣的“服務”。誰擁有更多的“消費者”（即接受其安全保障的小國），誰就擁有更多的國際支持，誰也就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和權力。而兩國所擁有的“消費者”的相對數量，則取決於霸權國是否有機會率先擴大和加強其安全同盟體系。如果沒有這個機會，那麼兩國所擁有的“消費者”的數量會大致持平。而如果霸權國有這個機會，那麼霸權國一定會占據很大的“市場份額”，而只留給崛起國很小的消費群體。
蘇聯解體後，由於只剩下一個超級大國，這使得美國擁有了巨大的“先發優勢”。美國有充足的時間，能夠在其他競爭者湧現之前，籠絡盡可能多的安全“消費者”。事實上，美國也正是這麼做的。在蘇聯解體後不久，美國就開始迅速加強其與西歐、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友的同盟關係。隨後又不斷擴大北約成員範圍，同時努力推進導彈防禦計劃。為了堅持這些計劃和戰略，美國甚至不惜付出加深中俄等國疑懼這樣的政治成本。美國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為它必須搶在崛起國有能力與之競爭之前，占據盡可能大的安全“市場份額”。
對於目前的中國（和俄羅斯）而言，其相對實力固然尚未達到當年蘇聯那樣的等級，而更為關鍵的是，由於美國搶先擴大安全供給的“產量”，使得可供中國結盟的國家已經變得越來越有限。例如，隨著美國“重返亞洲”，即使中國現在改變政策願意提供安全保障，東南亞許多國家也不可能再接受中國的安全保障了。再如，去年美國主動與越南接近，兩國還開展了聯合軍事演習，這又是美國擠壓中國潛在盟友的一個跡象。
也就是說，美國之所以在冷戰後會不斷加強與其盟友的關係，不斷擴大其盟友數量，既不是因為擔心中國和俄羅斯會主動威脅和侵犯其安全，也不是為了在未來對中國和俄羅斯發動預防性戰爭，而是為了在自己的“買家”（盟友）那裡樹立良好的信譽度，讓它們安心於接受自己的安全保障，同時也搶奪了中俄兩國潛在的“買家”，從而確保自己擁有絕對多數的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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