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0月14日電／扁家二次金改弊案，台灣高等法院二審宣判，徹底推翻了台北地方法院周占春合議庭的無罪見解，認定陳水扁向金融界索賄乃“總統”職務上受賄，將扁珍及相關人員以貪污罪判處重刑。
二審判決指出：陳水扁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卻“以權生錢，將‘總統’職務上行為作為牟利工具，換取財團金錢之支付”，“背棄民意，莫此為甚”。在論及吳淑珍時則說：“與企業主私相來往，操弄權勢，失所分際，且收受企業給款，億來億去……，一時‘總統’官邸宛如金融交易中心。”以上皆是民眾透過審判共見的情狀，其實亦是周占春大體認定之事實；但周占春竟能判為無罪，今幸有二審予以匡正。
周占春的判決見解，認為二次金改非“總統”“憲法”上列舉的職權，所收五億巨款全部是政治獻金，而認定“總統”拿錢非職務上行為，不能治以貪污罪；如此脫離現實的判決一出，“舉國譁然”。但不久之後，“最高法院”另就扁家四大弊案作出判決，關於“總統”職務上行為，採取了與周占春截然不同的見解，當時已可預見二次金改弊案上訴至二審，周占春的見解必遭推翻。
聯合報社論指出，“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皆認為，只要“總統”的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就算是職務上行為。高等法院二審判決更進一步指出，歷經七次“修憲”，“總統”職權不斷擴大，釋字五二○號解釋說明“總統”藉任免“行政院長”之權而得以推行政見，釋字六一三號解釋又說明行政權上下一體；況且，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就扁家四大弊案之中的龍潭購地案、陳敏薰案，接受電視台專訪時，自己也表示，“總統”對於“行政院”各部會政策及人事均具有實質決定權。因此，二次金改當然為“總統”職務影響力所及，陳水扁藉此索賄、受賄，當然是職務上行為。
周占春另一個脫離實際的看法，是將陳水扁向國泰金控蔡宏圖和元大馬家索取的共計五億元巨款，全部都認定是政治獻金。但高等法院在二審判決中指出，陳水扁與蔡宏圖於二零零二年五月間就達成期約賄賂的協議；之後，陳水扁以其職務上行為協助國泰金控合併世華銀行，再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零零三年十月，二零零四年九月，各向蔡宏圖要求並收受各一億元賄賂，兩次由馬永成前往蔡宏圖住處取款，一次由蔡鎮宇持往“總統”官邸交付吳淑珍。這三億元與陳水扁職務上行為具對價關係，陳水扁辯稱蔡宏圖所交付之三億元係政治獻金，不足採信。
至於元大馬家的部分，判決指出，杜麗萍將吳淑珍索討二億元賄款之意轉達予馬志玲、馬維建、馬維辰等人，馬志玲當場曾脫口而出“這簡直是在敲竹槓”；但馬家仍決定給付，以換得扁家的協助，合併復華。因此，高等法院認為，政治獻金的說詞根本不可採信。
高院判處陳水扁貪污、洗錢等共應執行有期徒刑十八年，併科一億八千萬元罰金，貪污所得五億元應追繳沒收。吳淑珍也就共犯元大馬家部分判處十一年，併科一億兩百萬元罰金，與陳水扁連帶追繳沒收二億元。其他一干人犯當然也各判刑。不過，陳水扁固將長期服刑，但吳淑珍判多少刑都是白判，且追繳扁家的錢恐怕也不會順利；因此，法院雖判重刑，實質上能執行的部分不多，只能算是召告“國人”，宣示正義。
社論最後說，高院判決之後，陳水扁有權上訴，因此距判決確定還有一段長路要走。只是在這段實現司法正義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由周占春到高等法院的判決大轉彎，見解大轉折。兩個審級的見解，何者與多數司法人員的看法相同，何者更貼近一般國民的常識和法律感情，相信不言可喻。但轉折的過程，仍然帶來社會的爭議和紛擾，模糊了是非的標準和價值的判斷。就此而言，我們懇切期望，未來眾所矚目的官箴大案，皆能表現出台灣的公理是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