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是胡適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從1991年胡適誕辰100周年到今天，一晃已經20年，在這不短也不長的20年裡，中國社會與知識界發生了嚴重分化，知識群體面對國內外的基本問題援引的思想資源更加豐富多元，而對於自由知識分子來說，從1950年代胡適大批判之後，被徹底邊緣化和“消音”的胡適重新浮出水面，進入年輕一代知識人的精神視野，餘英時、林毓生、周質平、耿雲志、羅志田、章清、潘光哲等學人對胡適的研究，正在還原一個更加立體和真實的胡適，而以民間思想者自居的學者如邵建、傅國湧、智效民等人對胡適作為一個持不同政見的異議分子的生命歷程和思想歷程的發掘，更是為1990年代以後的民間思想界灌注了精神的養分和思想的動力。因此，就這20年的“胡學”發展史而言，胡適的思想、學術、文藝、政治實踐與人格等，從被壓抑的“執拗的低音”轉化成“昂然的高音”，正在對中國知識界產生相當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民主信念貫徹一生
1949年，胡適在去往美國的船上編輯早年好友陳獨秀的文集，感慨系之寫了一篇短文《陳獨秀的最後見解》，進而指出，“獨秀最大的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霸而大眾所不需要的。”這何嘗不是胡適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的夫子自道。縱覽胡適的一生，無論是早年留學美國，還是在亂世危局的中國，以及風雨倉皇的晚年，他都堅持了民主和自由的理想。
民國初年，還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求學的胡適，面對袁世凱大權獨攬登上總統寶座，在身邊的庚子賠款留學生都在為之歡欣鼓舞時，胡適說：“相傳袁世凱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他當時就對民主闡發了這樣的信念：“中國只不過是追隨這個世界上澎湃的、不可抗拒的潮流。它在亞細亞大陸敲響了自由鐘的第一聲，我們預祝那悅耳的鐘聲響徹大地的每一個角落。‘願那自由的聖光，永照我祖國大地’。”這種民主信念貫徹了他的一生，從未有絲毫之鬆動與懈怠。
抗戰結束之後隨著兩黨競爭的加劇，知識群體在政黨力量的牽扯與撕裂之中左右搖擺，大多數最終因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和對中共的期許，而轉向左翼陣營，當時實行極權主義統治的蘇聯帝國更是在二戰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如日中天。在這樣一個天地玄黃的時刻（1947年），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面對青年知識分子演講時，仍舊如此擲地有聲地說道：“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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