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會印證民進黨有能力處理好兩岸關係，致使國民黨長期以來“能夠處理好兩岸關係”的“政黨品牌”失色不少，不利於它繼續掌握可以確保兩岸關係持續深化發展的關鍵資源——公權力，從而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投下不小變數。
其三，對中共而言，不顧及國民黨反應而高調運作民共對話，從某種意義上，稱得上是一個如何對待政治朋友的政治倫理問題，不符合多年來中共處理黨際關係時所堅持的一般原則。
總之，民共對話所牽涉的兩岸三黨問題，一旦處理不妥，中共的損失可能是雙重的：得不到想要的——推動民共對話，還可能衝擊已有的——寶貴的國共互信。因此，中共在處理民共對話問題時表現得較為謹慎。
（五）民共兩黨內部意見的整合是一大困擾。兩黨最高決策層若想開啟民共對話，都面臨一大難題，即說服自己隊伍裏的猶豫者、反對者，使其相信，民共對話對本黨而言，“失去的比擔心的少、得到的比期待的多”。這難度極大，需要時間。
實事求是地講，關於包括民共對話在內的大陸政策調整問題，民進黨內部的確存在一些分歧、爭議；但其實質，不是“要不要台獨”的價值觀問題，而是“什麼更利於台獨”的方法論問題。連那些常被視為務實派的人士，也未改“台獨”初衷，如林濁水稱“一生以台灣獨立建國為職志”(4)、賴清德稱“民進黨和我主張台灣獨立”(5)、蔡英文稱“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6)。
這一“台獨”實質如此顯而易見，當然不可能不令中共顧慮：民進黨若一邊享有兩岸和平紅利，一邊卻或明或暗搞“台獨”，那怎麼行？推動民共對話還有何意義？所以，對中共而言，如何有效應對“務實台獨”（或叫“穩健台獨”）的兩面性，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在找不到此問題較為妥善的處置方案之前，中共即使再有魄力，也無法放開手腳大力開創民共關係新局面。這種難覓良策的無力感，加重了部分人對民共對話的憂慮。
而民進黨及其盟友內部，始終有一部分人以擔心被統戰為由，排斥、阻撓民共對話。他們懷著非常詭異的心態，以醜化、詆毀兩岸關係發展為能事，對民進黨大陸政策可能進行的調整以及民共對話議題，樂此不疲地冷嘲熱諷、阻撓破壞。而且，尤為嚴重的是，對抗大陸、對抗中共，是民進黨及其盟友在大選中撈取選票的慣用手法，一些人早已形成嚴重的路徑依賴心理，克服起來談何容易？這意味著，民共對話若要成為議題、提上議程，這部分人抗拒“冒險”的惰性，將成為主要的杯葛力量之一。民進黨在考慮民共對話問題時，不可能無視這股巨大力量的存在。
（六）雙方長期糾纏於實現民共對話“誰應主動”的問題。
在思考民共對話難產的癥結所在時，兩黨有關方面都明顯流露出“一個巴掌拍不響”的“等、靠、要”心態，將黨際關係的不正常狀態歸咎於對方，很少以政黨的高度和名義論述和坦言己方責任，往往是反思對方時興高采烈，反思自己時卻顧慮重重。
客觀地講，就民共關係、民共對話而言，“一個巴掌拍不響”，是事實；但自己不拍巴掌，甚至還摩拳擦掌，卻一味埋怨對方不拍巴掌，也畢竟不是解決問題的積極態度。
民進黨內一部分人，躍躍欲試卻又猶豫不決，其思想根源在於如何認識兩岸經濟與政治的邏輯關係。具體而言，“務實統一”與“務實獨立”，都想通過經濟往來的正常化來實現各自政治目標，都想“潤物細無聲”地“行穩致遠”，但對經濟與政治的邏輯關係、經濟的政治效果，也就是說，對兩岸經濟往來正常化，離自己的政治目標（一方是“統”，一方是“獨”），究竟是漸“進”了還是漸“退”了，都沒有十足把握。所以，對明明是有得有失的“非零和博弈”，卻患得患失，怕得不到回報、怕“給他人作嫁衣裳”。
民共對話的五個動力
（一）雙方務實派都看到了世界形勢、兩岸形勢已經發生歷史性變化，都已強烈意識到，兩岸交流、兩黨對話是大勢所趨；目前沒有實現，緣於條件不成熟，不代表永遠不能實現。
其一，政策宣示上，都把順從民意、服務民意作為對民共對話採取何種態度的首要依據。中共對台政策和民進黨大陸政策文件裏，都不乏此類語句。這似乎揭示了，在評判兩岸關係時，兩黨皆贊成“統”“獨”之上還有更高的價值尺度。從某種理論意義上講，這些姿態、詞句，具有幫助兩黨卸下歷史包袱的“台階”作用。
其二，雙方都認識到，無論“統”，還是“獨”，短期內都無法順利實現；與其在激烈對抗中冒險，不如在溫和交流中漸進。對中共而言，除非具有使用軍事手段一舉解決台灣問題並成功應對戰後局面的強大意志和能力，否則，通過對話、交流與融合實現漸進統一，仍是必然選擇；而在這個並不短暫的過程中，民進黨將作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持續發揮制約作用，不容忽視。而民進黨主流意見判斷，“急獨”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並且已在現實中屢屢碰壁；尤其是，國共兩黨共同推動的兩岸和平發展之民意基礎愈發鞏固，中美關係大格局對民進黨愈發不利，“台獨”空間愈發變小，在此大背景下，民進黨“應該更具體展開雙向的交流，擺脫反中、鎖國等錯誤的刻板印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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