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進一步擴大國際活動空間並深化與國際組織的關係
兩岸政治定位沒有協商解決之前，兩岸的主權衝突在國際場域難以避免。雖然“外交休兵”減少了兩岸不必要的衝突和內耗，但仍然有如台灣學者所言的“必要的內耗”發生。這就是，馬當局仍然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國際社會爭生存、求發展，使得兩岸主權象徵不能合而為一，為“一中框架”帶來潛在隱患。目前，兩岸在國際場域的衝突，已從兩蔣時期的“代表權之爭”演變為馬當局強調的爭取“中華民國實際存在之認可”，如果上文所分析的兩岸“治權對等”路線符合馬的思路的話，未來馬是否在國際社會推動兩岸走向“治權並存”的方向，尚需觀察。但就目前來看，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仍然是馬當局的既定路線，是“中華民國存在”的重要標誌，也是鞏固其生存、發展的手段。
馬未來4年的“外交”重要訴求是參加更多的聯合國專門機構與公約，包括爭取以觀察員身分加入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並強化與聯合國體系的互動交流。2008年5月馬上任後推動“活路外交”，在參與聯合國的大方向及基本目標不變下，調整策略，以有意義參與聯合國體系為切入點。在成為世衛大會(WHA)觀察員後，以觀察員身分加入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成為下一步優先目標。馬“就職演說”中稱，“未來4年，政府要擴大參與國際組織，包括氣候變遷、民航安全等聯合國專門機構的相關活動”。在世界衛生組織(WHO)方面，馬當局“期望美方協助台灣以參加WHA的模式，有意義的全面參與WHO的各項活動”，台學者也建議馬當局積極爭取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其他5項機制，包括“國際食品衛生安全網路”、“全球疾病疫情警報與反應網路”，簽署更多的國際合作協定。此外，在國際非政府組織方面，馬稱，希望在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兩岸與“外交”的“良性迴圈”模式發揮更大的正面效益。
（三）加大“軟實力”宣傳，進行全方位的“文化軟實力外交”。
以“文化軟實力外交”輔助構建台灣的國際生存基礎和環境，在馬的第一任期就有相當突出的運用。未來在台“五大國際角色”的定位下，馬當局必然會繼續加大“文化外交”的力度，進一步通過對外援助、對外人道救助、各項“台灣特色”的多層面多領域的雙向的和多方交流，以及宣揚“民主、人權、法治、自由”的制度、生活，在國際社會樹立正派形象，向國際社會進行道德感召、魅力吸引，構築理念同盟，以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輔助達成其在政治上彰顯“中華民國”的“國際存在”，也以“文化感染力”突出“中華民國國際存在”的合理性、正當性，同時提升雙方的實質關係。“文化部長”龍應台還呼籲，台灣應“得到應有的國際文化參與空間”，“國際社區應該給予台灣的處境更多的理解和重視”（《龍應台：台灣應有文化參與空間》，台《中國時報》2012年8月30日）。
兩岸、“駐美”人事安排似另有深意
從上述形勢和政策重心、走向上看，馬在進一步構築其“戰略鐵三角”，依其制定的政策中心和目標，是馬此番人事安排的出發點。至於這些人士的個人特質及其相互配合度等，島內媒體多有評論，總之是著眼理念一致，貫徹要一條鞭，這裏不再贅言。筆者只是想特別提一下馬對“陸委會”、“駐美代表”的人事安排的觀察。
馬第二任期，兩岸關係上可做的部分較為清晰，且在兩岸機制、政治互信基本建立的情況下，按部就班去做即可，如果要有所突破，如上文所分析，則關鍵已不在大陸，而在美國。在台與美國的關係上，除了經貿的提升之外，更有政治互信如何增加的問題。實際上，馬的思路仍然是“先經後政”，但此時的“經”和“政”，都有了新的意涵。在“經”的方面，主要在平衡大陸市場的風險，加強台的國際經貿融入，上文有論，這裏不再贅述。“政”的部分，新的發展在於，馬當局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將“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進行機制化，或說要將“治權對等”的局面固定下來，以面對大陸提出的“兩岸同屬一國”的“一中框架”問題。無論是“經”是“政”，如何處理好這些新意涵，都擺脫不了美國因素，況且美國對台最為在意的不是經貿，而是兩岸關係，尤其是政治層面。因此，台美雙方的溝通不落實，互信不增加，兩岸的政治關係也難解。這就是馬的必然邏輯。
鑒此，筆者看馬派金溥聰駐美，極具政治意涵。故後續觀察的重點，除了台美經貿關係的提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是美國對馬英九大陸政策的更深層瞭解甚至諒解，馬將在“中華民國憲法”與回應大陸的“一中框架”上做出怎樣的表述，就是台美溝通成果的重要指標，也是後續兩岸“和平協定”能否邁出第一步的觀察點。二是馬當局如何增強在美國亞太軍事戰略中的地位。金溥聰說，“當美國重返亞太時，台灣與美國的溝通很重要；美日、美韓是連動，台美關係最直接影響台灣與日韓的關係，這是牽一髮動全身的國際外交網路”（《金溥聰：新人事並非親美遠中》，台《中國時報》2012年9月21日）。目前來看，在釣魚島、南海主權紛爭中，馬當局明確且堅持不與大陸聯手，應該是其主要體現，後續還會有什麼作為，值得觀察。
看王郁琦任“陸委會”主委，筆者認為，則主要體現了馬有較強的主導兩岸關係發展路線、節奏的強烈意志，這表現在幾個層次：一是從理念上，破除賴幸瑗的局限，以更暢通精確的貫徹馬意志；二是從剩下的任期內的兩岸實務上看，兩岸關係上的一些後續作為，主要性質不再是開創性的，以王郁琦的法律專長，能勝任馬後續“兩岸條例”等相關法規的修法任務等類似拾遺補漏、進行完善的細活。其他的後續協商、交流推動，則有機制，有專業人士，有“文化部”，無需多慮。三是著眼於未來，當然是對年輕人的培養，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意味著馬在為未來其兩岸政策路線得以延續提早進行著人事佈局；馬有離任後在兩岸關係上繼續發揮作用的意願。
此外，從政黨政治的角度上講，鑒於民進黨無論在兩岸還是在台美關係上，目前受困於“台獨”立場、政策，難以超越國民黨，這本來對國民黨的2016年選舉來說就是個利多。但鑒於民進黨政策調整尚未完成，且民進黨也在不斷加強與美溝通，還不斷挑撥國民黨與美國的關係，馬出於謹慎考慮，如果國民黨與美關係、與大陸的互信都能更進一步，就更是又一個相互“良性迴圈”，以“雙重良性迴圈”加固2016年國民黨贏的情勢，完成馬的自我歷史定位，也應該是馬此番人事安排的考慮之一。
綜上，筆者認為，這樣的人事佈局不能簡單看作是馬“輕兩岸”而“重美國”的結果。將“輕兩岸”與“重美國”對立起來看，兩岸會產生誤會。要看到，馬的邏輯首先是出於施政考慮，而非直接針對大陸而來；其次，“重美國”既是馬內政、“外交”的必然，也蘊含著他希望進一步突破兩岸當下政治僵局的嘗試與可能性。退一步講，以歷史經驗來看，只要大陸有自信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的大方向，馬當局堅持“一個中國”的“憲法”架構，美國又能怎麼樣呢？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11月號，總第17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