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錦鉉：十八大之後的發展，我持更正面樂觀的看法。香港經過兩個特首之後，大家逐漸看清現實狀況。第一，香港人心的回歸確實更高了。第二，香港未來在政制方面仍然面臨矛盾，不單是自己的問題，而是有國際因素。第三，香港本身在國家發展的地位，出現了轉變。這些情況，相信中央看到了，自然會有解決問題的方法。若對香港的情況掌握有片面的情況，判斷和做法都難免片面。希望未來領導人更了解香港真正的情況，掌握得更準確。我對習近平領導的中央是有信心的。我預估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將會抓得更緊，管得更多，至於是否走到前台則未必。
劉廼強：西環並不想干預香港的事務。2003年之後，有了“不干預、有作為”的原則。問題是什麼叫“有作為”呢？要保住特區政府，就要時時“救火”。所以從2003年至今，西環主要工作就是“救火”，疲於奔命。現在他們在走鋼線，進退兩難。如果真的要有所作為，需要有一套新思路才行。
洪錦鉉：如果事事都要中央幫忙，對於內地，對於香港，都不是好事。但問題是，我們這一代如何做好“救火員”的工作，還要有效“防火”，不能總是那麼被動。我們要相信自己有自主性，唯有這樣才能保持積極性，在香港事物上發揮作用。這樣才能有效實施“一國兩制”。
在十八大報告中，對香港的幾個問題有了清晰的界定。首先，香港現在有外部勢力介入，這是很明顯的，如何處理，對香港的影響都會很大。第二，米字旗的出現，對內地刺激很大，帶出如何堅持中央的權威的問題。在這個背景下，香港的有識之士確實應該好好思考，我們自己可以為社會做些什麼。所謂“港獨”或“自治”的氣氛，必須緩和下來，不能縱容這種氣氛，否則港府很難做，等於逼中央出手。
講到民生問題，隨著內地經濟越來越強大，香港人如何自處？情緒上接受與否是一回事，但是連現實都不接受，問題才嚴重。中央政府管治香港，這是憲法賦予的現實，這一點必須弄清楚。但是現今香港很多人仍然在迴避這個現實，這是自欺欺人。只有接受現實，香港才有出路。
袁彌昌：近年來，香港突然變得“泛政治化”。本來可以慢慢來，但是現在被迫走比較激進的路線。外部勢力介入香港問題很明顯，但是回歸15年，香港人卻不清楚自己處於什麼位置。香港人對內地的認知十分有限，相關的教育遠遠不足，我們有義務讓大家知道，香港處於中西方交手的漩渦之中，應該加強這方面的教育。
建制派在掌握輿論話語權方面比較弱勢，必須加強。我曾經到上海社科院交流，驚訝地發現一些基層研究人員，竟然在網上看不到香港媒體的言論，主要通過論壇等渠道了解，所以他們對香港的現實情況基本上是一無所知的。香港的建制派有責任把這些工作做好，把政府的政策解釋清楚。
陳志豪：前瞻香港未來發展，經濟方面，我相信香港不會太差，因為香港確實是得天獨厚。我們旁邊的澳門，是全中國人均GDP最高的地方，北邊的廣州、深圳是中國城市中經濟總量第三、第四的城市。香港周圍都被富鄰居包圍，經濟不會太差。而且未來將迎來很多機遇，港珠澳大橋、港深廣鐵路、油輪碼頭等很快要建成，可以預見，未來幾年隨著跨境基建落成高峰期的來臨，香港與內地的經貿、文化、民間往來將越來越密切，國家高速發展為香港帶來的機遇也更多，香港也更有能力把握。
香港過去的問題是經濟產業過於單一化，利益往往流向少數地產商，小商戶分得很少。而梁振英和田北辰等提出要在公共屋村附近開一些低租金的商鋪，我覺得是很好的想法。另外，經濟利益過於集中在幾個專業範疇，也是不健康的，如果真正能把六大產業發展起來，讓整體經濟利益分配得更廣，不要集中在某些專業人士身上，必會更好。不過，雖然我對香港經濟抱持樂觀的態度，但香港被邊緣化的危機是仍然存在的。
另外，在政治方面，十八大報告中特別強調了三點：一是提出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二 是提出香港同胞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三是提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在我看來，其實三點都是在說明同一個問題，就是香 港人是中國人的一份子，港人要更顧及國家利益。我想未來中央可能會加強這方面的論述，讓更多香港人認識到，香港和內地是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要加強愛 國的論述、回歸的論述，例如，為什麼要愛國？為什麼要擁護香港回歸祖國？除了感性的答案，還要有理性的理據。這方面，以前比較薄弱，不符合新時代的要求，未來要加強。
今天的中港衡突問題，是“一國兩制”之下必然要面對的矛盾。過往十多年，為什麼會出現兩地的矛盾呢？比如自由行，香港多了很多內地遊客、內地資金，樓價也被內地人炒高。香港的愛國情緒是不斷變動的。1997年回歸處於低位，後來慢慢上升，2003年推出自由行和CEPA惠港措施，幫了香港，2008年 北京奧運和汶川地震時期是最高峰，香港人對國家認同達到最高點。後來一連串事件，尤其是內地人權問題，在香港被媒體大力渲染，物質生活上內地對香港的衝擊 也很大，香港經濟越來越依賴內地，中港意識形態的對立和分歧仍然很大，傳媒對這方面的渲染也很大，於是中港兩地的不信任感增強，為“去中國化”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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