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期間，外蒙古、暹羅、安南、朝鮮、琉球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處境各不相同，但它們的戰後命運均必須置於整個殖民歷史與戰爭形勢、大國勢力的消長、尤其是美國對於戰後亞太地區的戰略和霸權謀劃中觀察。換句話說，琉球問題是在殖民主義歷史、太平洋戰爭和冷戰的複雜關係中形成的，也是在近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中產生的。根據上文的分析和推斷，琉球在冷戰中的地位早在1943年就已經確定，那時戰爭尚未結束，但戰後安排問題已經提上了大國的議事日程。如今，蘇聯不複存在，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基地的存在理由也相應發生了重大變化，冷戰的格局已經重組。琉球社會運動提出的問題不僅關涉琉球的命運和亞太區域的持久和平，而且也關涉對於現代世界秩序及其未來演變的重新理解。
中國與英美之間在琉球、暹羅、朝鮮等問題上的討論也顯示了傳統內外觀與由主權概念所規範的民族國家的內外觀之間的區別和聯繫。在現實政治中，這兩種世界觀產生了重叠關係，但兩者之間並不能夠互相界定。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敘述中，西方列強的侵略、日本的崛起、中國的衰落，以及中國社會-政治體制的腐敗、中國在技術和軍事上的無能，是描述中國危機的基本尺度。這個描述客觀地呈現了民族主義時代不同力量之間的較量及其後果，至今仍有相當的說服力。但它沒能真正揭示出的是一種世界性的關係和規則發生的巨變。除了在民族主義框架下構思崛起之道外，民族主義敘述的真正問題是不能產生一種有關世界關係的新的規則和圖景-西方中心論的核心就在於它根據西方的利益要求確立了新的規則並將這一規則普遍化，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不能不觸及規則本身的重構。因此，在討論冷戰和民族主義問題的時候，還需要追問我們是在哪一種世界觀的視野內討論-是民族主義的框架，還是前或後民族主義框架？沒有這一自我追問，也就沒有對於19世紀以降形成的這個所謂“普遍規則”的突破。
[1] 魏德邁回憶錄第十三章說：“蔣委員長並未被邀請來卡薩布蘭卡開會，中國的要求，也未給予認真的考慮。……中國要求在盟國會議占有一席發言地位的呼聲，也被棄之不顧。這都是英國作祟，它影響了我們的思想與戰略。”陳納德在《我與中國》第十章中也談到“蔣委員長和蔣夫人對英國政府封鎖滇緬以免獲罪日本人的決策……。大感憤怒”等等。《中華民國外交史料匯編》(十二)，國立編譯館主編，渤海堂文化公司印行，1996, 第5768-5769頁。
[2] 維辛斯基於1946年起擔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1949年起擔任外交部部長。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協定即由他與中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共同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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