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昕形容這種被建構起來的“常識”帶給了人們一種“歷史的盲目感”。他曾經看到報道，茅於軾擔心中國年輕人不知道包括“文革”在內的一些歷史事件，“我倒不擔心他們不知道‘文革’和XX，我擔心的是他們只知道‘文革’和XX，而不知道1943年英國人在孟加拉國釀成了一場世紀大饑荒，死了100萬人，不知道侯德健先生曾經說過，不需要製造謊言，不要在謊言的基礎上建立民主。如果你要講‘文革’，請放在具體歷史中講述，放在中國工業化進程的背景中講，至少也要講清楚前因後果，現在講‘文革’都變成（毛澤東）個人品行問題，再包裹上一些宏大的西方價值。”
“全球化帶給我們一種‘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人們到處都將它與不受約束的市場、勞動剝削、環境退化和行政腐敗連在一起。”在2010年訪問北京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裡拉寫了一篇文章，試著去解釋為何中國的年輕學人鐘愛新保守主義學者列奧.施特勞斯以及國家主義者卡爾.施米特。“年輕一代現在覺得，自由主義思想不能幫助他們理解中國的現實生活，也不能為中國的未來提供一個理想模型。舉例來說，不管政治傾向如何，我所碰到的每一個人都認為中國需要一個更強而不是更弱的政府：一個遵循法治、可預測、能控制地方腐敗、能執行長期計劃的政府。他們的分歧好像都在於這樣一些問題：這個強政府應該如何處置經濟以及在國際事務中如何行使這種新獲得的強權。”
不過，柳昕也看不上國內的左派，“左派所有的理念，都基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的考察，發現其資本運行對人性的壓制，而國內的左派根本沒有這個問題意識，有的只是民族主義的憤怒和對西方的不屑。”
我問他，你覺得在現階段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意識是什麼？“保障這麼大的人口基數，包括農民的基本福利供給。”他回答。柳昕說，他有時會感到奇怪，為什麼國內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水平那麼高，他們的博士生卻沒有太多的實證、經驗的研究？比如，關於中國勞工的福利保障問題。“沒有經驗基礎，怎麼建立起左派論述呢？”
五
也是在2008年，丁博來到北京。因為對蘇聯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感興趣，他考入北京一所高校的馬克思主義學院讀研。談起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年輕人中受到的輕視,丁博說這是對從小政治灌輸的一種“反動”。“真正讀過馬克思著作的有幾個人？看的都是‘考研名師’任汝芬。後來一接觸到自由主義的東西，不是馬克思PK弗裡德曼，而是任汝芬PK弗裡德曼,肯定一下子就被人俘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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