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進黨執政，積極架構軍事互信機制
2000年1月18日，大陸學者王在希在紐約公開建議兩岸先建立“軍事熱線”，以免產生類似1996年3月“擦槍走火”事件；2000年陳水扁在競選總統時亦具體主張，兩岸可就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署和平協議進行磋商，並希望從人員互訪、演習告知、建立熱線、海上救援等措施做起。就職演說更提出令國際矚目的“四不一沒有”。以江澤民為首的大陸當局，則以“聽其言，觀其行”冷處理態度對應。同年七月，陳水扁更以“結束敵對狀態，簽訂兩岸和平協定”為目標，推動軍事互信機制研究，規劃分近程、中程、遠程三個階段，並於2002年明確要求國防部進行研議，中華戰略學會則提出專案報告。④2004年2月3日，陳水扁又在記者會中提議兩岸互設代表，劃定“非軍事區”的構想。2006年5月，陳水扁更在國安報告中，強調兩岸應建立包括預防軍事衝突措施的“和平穩定互動架構”。⑤
不可否認，民進黨執政時期，由於大陸始終對“台獨黨綱”抱持高度疑慮，故而，雖然民進黨對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乃至兩岸和平協議，有著高度的期盼，但卻始終未獲正面的回應，陳水扁是否因此“惱羞成怒”，憤而提出比李登輝更極端的“兩國論”，殊值探討。
在大陸方面，由於對台部門與軍方智庫大都認為，信心建立措施屬於主權國家間的行為，同時一再宣示不放棄武力犯台，故而在胡錦濤主政前，對上述議題的探討外界並不多見，其後，才開始有“一個中國”框架下互信機制建構的論述。2004年，大陸國台辦透過新華社發表“五一七聲明”，提出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呼籲，這是大陸官方首次對此議題的宣示。王在希副主任在2005年5月則將此議題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及反對台灣對美軍購連結。2007年，中共十七大會議中，則正式將“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列入政治報告中；台灣對此則多表肯定。而代表中共官方的王在希則進一步將“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做為建立兩岸軍事互信，達成兩岸和平協議的要件。
三、馬英九的軍事互信與九二共識⑥
馬英九執政後，兩岸關係進入新的階段，時任行政院長的劉兆玄在立院施政報告時，亦以“軍事互信”與和平協議做為大陸政策的施政目標。國防部前部長陳肇敏更宣示已制定“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政策草案”，其中包括“預先通知軍演活動、台灣主動公佈海峽行動準則，並經由兩岸交流來降低敵意，防止軍事誤判。”翌年的《四年國防總檢》（QDR）鑒於馬英九承認九二共識與“不獨、不統、不武”原則，有相當的篇幅在呼應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或要求大陸撤除沿海飛彈，並計劃以“穩健、務實、循序漸進”的態度，分別以近程、中程、遠程三階段，逐步建立兩岸軍事互信、簽署兩岸和平協議。而在馬英九競選連任時，亦曾再度提出上述議題政見，但卻引起對手與輿論攻擊，馬團隊立即改口並設定“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國會監督”三條件，使此一政見形同擱置。
2008年12月，中共發佈的“胡六點”中，強調“兩岸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上形成共同認知的一致立場，就有了構築政治互信的基石，什麼事都好商量”，這也是中共對建立兩岸互信一貫立場的再宣示；但台灣內部對所謂“一個中國框架”，卻尚未形成多數的共識，而國共兩黨的“共同認知”，並無法完全代表“兩岸的共同認知”，這也是馬英九核心幕僚蘇起提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藉以突破台灣藍綠對“一中原則”、“一中框架”陷入膠著困境的動機，蘇起自承這是他的“發明”，並非兩岸兩會九二會談的結論，大陸則以此做為2008年後兩岸關係的論述基調。而他的“獨創”論述，不僅在台灣掀起論戰，並因使綠營的基本教義派與務實派對“一中”的立場與思維產生激烈的論辯，務實派的人士以謝長廷為代表，許多中壯派的綠營民代亦風行草偃，或與謝同行訪問大陸，或參與不同團體到大陸參訪。其中，尤以綠營執政的縣市民選首長為最。基本教義派則認為“九二共識”根本是無中生有。
坦言之，蘇起的創見或為“無中生有”，或為獨具巧思，但“九二共識”的確為兩岸“形成共同認知”，發揮了創意性的催化功能。而大陸也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選擇性地接受“一中原則”，刻意忽略“各表”。
此外，馬英九在2011年10月17日競選連任“黃金十年”記者會中拋出將在連任後與大陸協商和平協議的議題，然由於論述不周，遭致對手嚴厲抨擊，不得不退縮，且與“公投”掛鉤，接着又以“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國會監督”及十大保證敷應，最後為求勝選，竟宣稱“沒有時間表，任內不會簽”。此一過程，使馬英九政府在第二任任期內，對軍事互信、和平協議等議題後繼無力，甚至不再做政策研究了。
四、賈慶林“一中框架”的彈性論述
2012年7月，賈慶林在第八屆經貿文化論壇中對“一中框架”做出了具體的解釋，他指出“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台灣同屬一個國家，而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岸各自現行規定出發，確認這一客觀事實，形成共同認知，就確定、維護和鞏固了一個中國的框架”。賈慶林的政治宣示，與謝長廷所謂的“一中兩憲”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兩岸學者更以此衍伸解釋，賈慶林所言“兩岸現行規定”意指兩岸現行的憲法、法律，這是對台灣法理系統和行政體系的默認和尊重，其中亦蘊含雙方互不否認既存的治權及平等、對等的精神。
然而，賈慶林的宣示，對台灣而言，只是“遲到的正義”，事實上，“中華民國憲法”及其規範的中華民國政府體制，是歷史的延伸，也是現實的存在，更是“民主台灣”運作的平台。在台灣或有人對憲法、國號不滿，甚而鼓吹制憲、更改國號，但此一不滿的言論卻受到憲法的保障。以此而言，筆者認為，中國大陸可對過去一而再、再而三的否認、否定“中華民國”的論述改弦更張。實質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的法律地位，中華民國的存在卻是“金不換”的事實，何況，中華民國的憲法乃至國統綱領，均主張“一個中國”，若忌憚“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行的“二中”，其實反而不利於“一中框架”或“一中原則”的互信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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