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和事實就是研究的目的”
南方周末：這本書出版後，在日本的反應怎樣？
村田忠禧：書出以前，我起碼每個月去一個地方做一次報告。大學，民間團體都做過。每場人數並不多，三五十人，多的時候有一百人左右。我也讓他們直接看書，讓他們了解問題的真相。
很多日本人看了我的書也表示支持。現在的問題是主流媒體不報道，連個書評都沒有。今天（11月3日）朝日新聞的記者來了。我問她，你怎麼不寫書評呢？這本書里有很多新的發現，可以作為一個新聞來做報道的。但是，包括朝日新聞在內的很多日本主流媒體，他們都不敢報道，因為這是對日本政府不利的事實。日本大媒體放棄了堅持真理的態度。日本雖然說是言論自由，實際上包括我的觀點在內，反對日本政府的意見都不敢介紹。
南方周末：日本歷史學界對釣魚島的問題有什麼看法？
村田忠禧：一般日本的歷史學者不說。近代琉球史、中日關係的專家也有一些，他們應該根據自己研究成果發表觀點，但是他們不敢說。我很有意見，學者要有對社會負責的態度，但是他們怕政府。在網站上我被網民罵成“賣國賊”，但是我無所謂。
南方周末：你最初從歷史角度研究釣魚島是什麼目的？現在中日關係有三個層面，政治、感情和學術研究，日本的學術研究對政治有什麼影響？
村田忠禧：追求真理和事實就是研究的目的，沒有其他目的。學術要盡量排除主觀性，起碼我是努力這麼做。中國“文革”時期，我還是東京大學學生，知道的信息很少，當時中國介紹的都是對共產黨有利的信息，我們單純地接受了。那時候我們讚揚“文化大革命”，學習毛澤東思想，沒有科學的態度。後來我也覺得這樣的態度不行，要用客觀和冷靜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南方周末：你很早就開始對中共黨史進行研究，怎麼觀察中國當下的時局，這跟中日關係有何關聯？
村田忠禧：我之前的研究包括中共黨代會報告詞匯的變化。比如說，過去社會主義這個詞最多，現在不包含“社會主義”的“社會”比“社會主義”多；過去“生活”這個詞是活動的意思，現在的意思變了，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問題。
我還分析過《人民日報》里詞匯的變化。比如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本來共產主義是提倡國際主義的，馬克思說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毛澤東將民族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聯合起來，所以毛澤東時代提倡的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天安門城樓上有兩個標語，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另一個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說明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都是提倡的。
不過，“文革”期間，《人民日報》只提國際主義，愛國主義很少提及。“文革”之後基本上不提國際主義，只提愛國主義。上世紀90年代以後，《人民日報》已經不提國際主義了。所以我認為現在中日關係不好，日方原因當然有，中方的原因也有，特別是中國的教育太強調愛國主義不提國際主義了。從《人民日報》的社論，黨的政治報告或者是黨章中都有明顯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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