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9日電／英國是西方反共陣營的佼佼者。香港在殖民地時代，反共，可有很大天地的“新聞自由”；反之，反帝反殖的新聞自由可說是“自求多福”了。別的英國殖民地不說，就以英國的遠東殖民地來說，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還有香港、文萊，殖民地政府有特設的政治部，專門負責偵查和通緝反殖反帝的新聞報道和“不法”傳播，一旦逮獲，便作嚴刑拷問，還會不審而坐牢。這種經驗，香港早有人嚐過個中滋味，就算未受其害，也還會記得這種白色恐怖的歲月。
正是由於港英時代反共的新聞自由固習難改，九七回歸後，香港的主權落在共產黨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來，擔心遭到秋後算賬的新聞界走的走。留下來的，心態可就百感交集，有人一意反共到底，以反共的新聞自由挑戰大陸的能耐；有人心大心細，不甘放棄反共，卻又心大膽小，朝三暮四，怕有一天跑不掉，進退兩難之餘，隻好抱著靜觀其變的心態，這時新聞自由在他們的筆下變成杯弓蛇影，危機四伏；又有人遷居海外後，反共意識揮之不去，結識一批同道，在海外仍操反共的新聞能事，專注報道撰寫中國大陸“異見”，為自己反共找快感。
反共自由可予限制？
正是由於港英時代慫恿媒體反共積重難返，政權九七易手後，儘管《基本法》第27條寫明原有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維持不變，本來已有《基本法》的保證，特區也有本身的司法制度不變，變的隻是加了一條人大常委會在特首提出的情況下，有最終的釋法權——即使終審法院有了裁決，如果經人大釋法後，認為裁決有違《基本法》，這終審法院的判決也要推翻。
由於人大常委會有此釋法權，以捍衛人權自詡的法律界便一直耿耿於懷，認為有人大釋法，便有損特區的司法獨立。沒有最終的司法權，就如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那麼容易產生政治立場兩極化的東西；尤其在香港一向高調反共的新聞媒體，早與共產黨對立，大陸擁有最終的釋法權，難道還會輕易放過反共的新聞自由嗎？
的確，如果把《基本法》第27條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拿去終審法院審判反共新聞的案件，這對本港的反共媒體及其工作者來說，肯定是一場“有沒有反共新聞自由的生死鬥”。如果終審法院裁定“反共新聞的自由”涵蓋一般新聞自由的權利，把案件當為無罪裁決；這時若特首呈請人大釋法，人大常委會的釋法結果卻剛好相反（即屬有罪），這對反共新聞自由來說，無疑從此在特區之內剝奪他們的反共新聞的人權自由。
這樣的案件涉及的司法問題、人權問題、行政問題和立法問題非常複雜，其中涉及的政治鬥爭更是劇烈。這番話如果以具體的實例加以說明，可用過去英國殖民地統治的經驗，便有助了解當中政治問題的複雜性，複雜的程度連政府也沒法叫司法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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