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澤霖表示，在台灣已經身處兩年半，這個社會在我眼中，是一個凡事很合情合理的地方嗎？我覺得我說兩個自己經歷過的故事。第一個和我自己有關，因為還在寒假過年前的某一天，同學突然留言給我，告訴我陸生限制之中的一環，關於陸生能否參加課程及論文研究，擔待課程助理的限制被取消了。剛聽說就很開心，待我仔細回去讀讀法條之後，一回學校找到我自己系上一門課的老師，她很快就同意了我來當他的課程助理。
但這本來看似合情合理的，或者換言之，學生在學校里從事與學習有關的活動，我覺得再正常不過了。
但就是這麼“合情合理的事”，結果在辦理的時候，卻莫名其妙的遇到麻煩，學校一直不通過，給的理由是不能領工作證，然後認為教育部的法條有問題。我辯解了很多遍，甚至打電話去教育部，還是不能解決。 眼看著申請就要截止，但我自己還是無能為力。
余澤霖表示，當有些孤立無援的時候，一位平時很熟的台灣朋友，卻認為我這是無理取鬧，認為站在學校的立場上要保護學生，老師。可是假如今天系上有一門必修課，老師需要助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那麼為什麼僑生可以，外籍生可以，台灣學生可以，陸生就不行？
試問若真的站在學校的角度上來保護學生，那不更應該保護每一個學生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嗎？尤其是當我們每一個學生作為學生承擔起了學生的權利與義務之時，我盡了每一個學生都應該去盡的義務，但為什麼我沒辦法享受與其他學生相等的權利？
在這件事之中，真的很感謝系上老師給了我很多幫助，但是無奈面對到學校和教育部兩邊都有些曖昧的態度，夾在之中的我，除了憤怒，除了無奈，更多的是一種反思。
另外一個故事，曾經在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到訪南京的時候，在舉世矚目的“王張會”上，雙方都表達過，願意進一步擴大深化兩岸文教科技交流合作；妥善解決在對方高校及科研院所就讀的學生的醫保等待遇問題。
結果此言一出，在二月的某一個早上，當我起床打開電腦的時候，看到一直不開放招收大學部陸生的各國立大學，今年也準備向大陸的學子伸出了橄欖枝。當時我自己的震驚溢於言表。尤其是在漫長等待終於有所結果，雖不知道可以不可以開放轉學，不過這個結果對於我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這個消息對我而言，太晚了。然後在電腦前一遍又一遍的看完那條新聞，真的有種想哭的衝動。一個學弟在臉書上po文，認為前三屆陸生都是犧牲品，歷史會記住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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