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有意破壞兩岸政治對話成為可能的契機和氛圍。2012年以來，隨著東海、南海局勢的日益緊張，台灣民間要求兩岸進行聯手合作的呼聲逐日增長，兩岸開啟政治對話的氛圍也日漸濃厚。例如，釣魚島爭議出現後，台灣《中央日報》刊文稱，“台灣要想真正獲得釣魚島海域的漁權，兩岸聯手保釣是唯一的選擇。”(6)在這種格局下，兩岸完全可以順應民意，通過政治對話共同維護釣魚島祖權。但美國竭力防範兩岸聯手，例如薛瑞福就警告台灣，在釣魚島問題上，應避免與中國大陸有任何協作。(7)在美國強大壓力下，馬英九2013年2月18日明確拒絕與我聯手保釣。台灣東吳大學劉必榮教授分析稱，馬當局此舉“是向美國輸誠，保證台灣絕對不會在釣魚島問題上製造事端，更不會與大陸聯手，促美放心”。(8)如此，美國成功地離間了兩岸關係，降低了兩岸聯手保釣的可能性，破壞了兩岸開啟政治對話的可能性。2014年2月11日，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方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王郁琦舉行首次正式會面。對於兩岸的這一重要進展，美國同樣心存戒慮，因而美國李奇蒙大學政治系教授王維正、美國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副院長杜克雷等都宣稱，“張王會”沒有解決兩岸政治上的重大分歧，突破意義有限，對於“習馬會”的上演沒有促成作用。美國的這種論調顯然“唱衰”與“潑冷水”意味十分濃厚。
除了上述三個層面，美國還利用各種手段擴大對台灣影響力，例如加強高層互訪、給予台灣免簽待遇、重啟台美貿易暨投資框架協議（TIFA）談判、支持台灣加入包括國際民航組織（ICAO）在內的國際組織等等，這些舉措的目的之一即在於加大對台灣掌控力度，阻撓台灣與大陸開啟政治對話。
（三）為進一步強化對台海議題的掌控能力，美國要求介入兩岸政治對話
經過六十餘年的長期經營，目前美國對台灣已經建立了強大的掌控系統，對島內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都具有一定的左右能力。但如果兩岸經由政治對話進一步拉高兩岸整合態勢，美國對於台海問題的掌控能力無疑將會遭到弱化，甚至有可能從目前的操控者（manipulator）或觀察者（observer）被迫轉變為局外人（outsider）。為防範台灣向大陸“過度傾斜”導致美國對於台海問題的話語優勢地位遭到衝擊，美國企圖強力介入兩岸政治對話，直接給馬當局下指導棋，並規劃路線圖。
一是要為兩岸政治對話設定時間表。早在1998年2月，時任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後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亞太事務資深專家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就提出了“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構想，主張海峽兩岸應簽署一份有效期為五十年的過渡協議，五十年期滿後雙方可以就政治統一展開正式談判。(9)“中程協議”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未能付諸實踐，但其思維方式卻延續至今。2009年10月25日，馬英九團隊重要智囊陳一新透露，“美國決定開始介入兩岸政治對話，並向台方提出三階段論”。所謂三階段論是指，“薄瑞光2008年3月底向馬英九建議，兩岸對話可分三階段：第一階段處理‘三通’等具體問題；第二階段討論深度經貿議題；第三階段觸及兩岸政治對話與和平協議等。”(10)顯然，薄瑞光的三階段論與李侃如的“中程協議”在邏輯上是相通的，都是要為兩岸發展進程設置一個時間表，並且都是將兩岸政治對話放置到這一時間表的最後階段來處理。
二是要為兩岸政治對話設定規則，要求雙方不應設置任何前提條件，而且必須以台灣具有足夠的政治基礎為前提。卜睿哲表示，兩岸政治對話，有助於減少雙方的誤解和誤判，但不應設立前提條件。美國前駐華大使、威爾遜中心資深研究員芮效儉（Stapleton Roy）稱，“兩岸政治對話必須在台灣有足夠的政治基礎下進行，沒有意義的對話無助於問題的解決”。(11)
三是要對兩岸政治對話全方位知情甚至是參與。為防止對於台海問題的掌控能力遭到弱化，美國明確要求馬當局有必要及時全面地向美國彙報關於兩岸政治對話的具體內容。而如果台灣當局沒有達到美國的要求，美國方面馬上就會釋出不滿信號，向台灣當局施壓。2010年12月9日，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資深研究員葛來儀（Bonnie Glaser）在出席一場研討會時表示，“美國官員對台灣未能及時詳細地向美告知兩岸協商談判的過程頗有微詞。美國希望被告知或者知道得多一些，不希望處於過程之外。”(12)2013年10月21日，筆者在與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訪問團學者進行當面交流時，對方也稱“美國希望對兩岸未來政治對話的細節進行瞭解。即使台灣當局不向美國告知的話，美國也會通過情智機構進行瞭解。”除了要全面掌控兩岸政治對話進程，美國還希望在兩岸之間通過扮演一個信息傳遞者的角色，直接介入到兩岸政治對話的過程中來。卜睿哲在其《解開困結：開創台海和平》一書中，認為美國雖然不願意扮演正式的調停人（any formal role as mediator），但可以積極推動兩岸的信息溝通，將一方的意見傳達給另一方。
負面影響：島內朝野嚴重誤判
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美國向來高度關注。2013年4月22日，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率團訪美時就觀察到，“美方對於兩岸是否會在短期內展開政治對話，十分關切。”(13)美國的所謂關切導致島內朝野作出多個誤判，也給兩岸政治對話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變數。
（一）馬當局迫於美方壓力對兩岸政治對話立場發生搖擺，並妄圖通過向美國靠攏來增加台灣在兩岸政治對話中的籌碼
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美國在台灣背後扮演著幕後棋手的角色，雖然沒有直接走到台前代替台灣與大陸博弈，卻始終在操控著台灣的每一個棋子落步。即如有分析所言，“台灣能不能和大陸進行諸如和平協議的簽署，從政治對話走向政治談判，最終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台灣更多的決心要由美國來決定。”(14)美國對於台灣當局的主要影響表現在：
一是在美國強大施壓下，馬當局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態度日趨保守。早在2006年馬英九就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提出兩岸應該協商和平協議。2008年競選期間，馬英九更明確提出兩岸應該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署和平協議。但自2009年下半年以來，馬英九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態度發生了急劇逆轉，立場不斷倒退。馬英九之所以前後不一、搖擺不定，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在美國接連通過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庫學者喊話聲稱兩岸政治對話條件並不成熟的背景下，馬英九高度擔憂台灣如果與大陸展開和平協議談判，將會引起美國不滿。台灣《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郭正亮就分析稱：“馬更在乎台美關係，並不希望兩岸關係走太快，導致美國起疑。尤其是兩岸政治對話，將觸及美國核心利益，馬更是戒慎恐懼。”(15)事實上，就連美國學者也毫不諱言是由於美國因素才導致馬英九在兩岸政治對話上態度發生逆轉。2013年8月27日，葛來儀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舉辦的“建設台海軍事信任措施”研討會上就表示，“馬英九在連任前支持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和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可行性，連任後立場卻明顯轉變，除了內部缺乏共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美國因素，因為馬英九擔心美國將減少、甚至中止對台軍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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