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馬當局主動向美輸誠交心，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進程規劃，在第一時間就向美國彙報。美國方面多次對馬當局提出要求，表示美國應該全面瞭解兩岸政治對話進程。在“親美、倚美”路線的導向下，馬當局對於美國方面的要求，給予了積極配合，不但定期以簡報等形式向美國知會兩岸政治對話進程，而且在必要時刻還選派專員向美當面彙報。例如，2009年7月13日，台灣“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專程訪美，並向美國官員和智庫學者傳達了三點意見，其中之一即是“兩岸現在談政治議題還言之過早。”2013年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台灣前“副總統”蕭萬長等人訪美期間，都曾專門向美彙報，表示“目前政治對話時機尚未成熟”。(17)
三是馬當局有意識地將美國因素設置為兩岸政治對話的前提，企圖挾美自重。為高度配合美國介入兩岸政治對話的要求，馬當局有意在兩岸政治對話前提設定上引入美國因素，妄圖可以一舉兩得，既滿足美國要求，又可以借重美國來抗衡大陸。2009年10月16日，馬英九重要智囊、台灣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在與美國CSIS聯合舉辦的研討會上，向美釋出風向球，表示兩岸要進入政治對話，應該具備三項要素，其中之一即是取得美、日等重要國家的支持。對此，台灣大學教授張亞中分析稱，“台灣當局透過具有國民黨智庫背景的學者趙春山，明確表達政治對話前提之一是國際社會接受。這擺明透露沒有美國的同意，兩岸的政治性協商是不會開啟的。”(18)
（二）美國表面期待實則阻撓的立場助長了民進黨杯葛兩岸政治對話的氣焰
儘管民進黨有部分人士已經認識到兩岸政治對話的重要性，例如2013年4月12日，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在題為“台灣現在怎麼辦”的萬言書中，就直接向當局諫言“不應拒絕與大陸政治對話”，但大部分民進黨人士對兩岸政治對話立場保守、態度頑固，竭力通過種種方式阻撓兩岸政治對話的儘早開啟。例如，2013年2月26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時表示，“兩岸政治對話與談判將是未來無可避免的課題”。連戰表態次日，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就以所謂的“民主、法治與人權”為藉口，蓄意抹黑，炮轟連戰是“以脫離現實的大躍進方式，誘使台灣人民接受兩岸政治談判”。(19)而美國對於兩岸政治對話表面上聲稱支持、暗中卻在有意阻撓的態度，更加助長了民進黨的氣焰，讓民進黨妄圖借助美國來增加底氣。親綠色彩異常濃厚的《台灣時報》2013年11月1日發表評論稱，“若無美國的明確戰略保證與承諾，台灣與中國政治對話底線就會喪失，談判籌碼也不足”，言外之意，顯然是想利用美國來提高台灣與大陸進行政治對話的要價，或直接拒絕與大陸展開政治對話。
（三）兩岸政治對話進程面臨更多挑戰
近年來隨著兩岸關係的逐步推進，島內民意也發生了積極變化。2013年11月6日，台灣競爭力論壇委託艾普羅民意調查公司所做的民調顯示，“有過半的受訪台灣民眾支持馬習會”，島內媒體解讀認為這意味著“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進入政治對話或政治接觸，有高度認同及信心。”(20)在這樣背景下，兩岸開展政治對話可謂順應民意，適得其時。但到目前為止，兩岸正式政治對話一直進展有限，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國的掣肘，以及在美國的負面導向下台灣當局的態度變化和民進黨立場的更趨頑固。這就意味著大陸未來若想推動兩岸政治對話、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簽署和平協議，將無法回避來自美國因素的挑戰。因而未來兩岸政治對話，兩岸除了要面臨台灣政治定位等固有矛盾及民進黨強力反彈等制約因素外，還將面臨美國的外部插手，這勢必將給兩岸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的努力製造更多難題。
結構性困境：干預主義與霸權主義的難以為繼
就其本質而言，美國對於兩岸政治對話採取的是一種干預主義的立場，妄圖利用在亞太地區的霸權態勢來干擾兩岸政治對話進程。但隨著全球權力結構佈局的重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構，以及兩岸關係的深化發展，美國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干預立場，也正在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困境，主要表現在：
一、干預主義與孤立主義的悖立。按照國際政治學的概念分析，所謂干預主義是指一個國家對於另外一個國家內部事務的主動干涉。(21)台灣問題是中國由於歷史原因遺留下來的內部問題，屬於中國的內部事務，美國對於台灣問題的插手其實就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涉。問題的關鍵在於美國何時能夠終止這種干涉？如果考察美國歷史上的外交政策走向，就會發現在19世紀時美國是完全反對干預主義的，20世紀上半期也只是奉行有限干預政策，只有到了冷戰時期美國才開始執行全面的干預政策，美國對於台灣問題的介入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進行的。但根據克林貝里（Frank Klingberg）對美國外交政策歷史演變軌跡的研究發現，美國一直在干預主義和孤立主義兩極之間徘徊，以25年為週期，按照這一時間規律來推理，未來幾年美國外交政策有可能會向孤立主義回歸。(22)美國另外一位學者也認為，隨著在亞太地區霸權的相對衰落，美國今後可能較多地採取非干預主義（non-interventionist）的外交政策。(23)如果美國未來放棄干預主義，或者奉行孤立主義政策，那麼美國未來就有可能減少甚至終止其對於台海問題包括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介入。
二、霸權主義與均勢主義的矛盾。長期以來，美國以霸權主義（hegemonism）為出發點，妄圖憑藉其雄厚的綜合實力和在亞太地區的強大影響力，淩駕於兩岸之上，對兩岸政治對話設定議程、限定議題、規範方式，企圖扮演一個操縱國的身份來掌控兩岸政治對話的進程和協商內容。但由於霸權主義過於強硬，極為容易引起海峽兩岸的反彈與不滿，因而美國近年來逐漸由霸權策略轉向均勢策略（balance of power），又稱“權力平衡”策略，即意圖作為一個離岸操盤手，對兩岸同時施加影響，防範兩岸單方面改變現狀。但由於霸權策略和均勢策略本身就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未來美國如何能夠繼續同時堅持這兩種策略，恐將面臨較大難題。例如，根據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的分析解釋，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穩步提升以及美國國力的相對下降，未來在東亞地區甚至在整個國際體系中，中國都有可能佔據一定的主導地位。(24)如此以來，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霸權態勢就將難以為繼，而意圖同時對兩岸施加影響的做法也將有心無力。
三、台灣是美國資產（asset）還是美國負債（liability）的衝突。美國之所以對兩岸政治對話態度保守，主要是因為美國認為台灣具有一定的戰略價值，至少是制衡中國大陸的一顆重要棋子。但隨著中美之間正在發展以對話而非對抗為主導的新型大國關係，美國對於台灣的價值正在進行重新評估。中美之間在經濟、貿易等領域的密切聯繫以及在許多全球性事務上的廣泛合作，使得很多美國有識之士都提出沒有必要利用台灣問題來與中國對抗。而且目前兩岸關係平穩發展，各項交流機制穩步建立，因而對於美國而言，台灣的籌碼意義已經有所下降。美國軍事專家戴瑞特（Michael evitt）甚至指出，如果兩岸實現和平統一，則意味著美國可以走出捲入中國內戰的歷史，這對中美關係來說堪稱最好的結果。(25)顯然，這一觀點主要是將台灣問題視為美國的包袱而非籌碼。如果未來美國真能放棄這一包袱，則美國自然也就會放棄對於兩岸政治對話的阻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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