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選從來就沒有“國際標準”，“抗命”前提不存在。戴耀廷口中的“國際標準”，源自《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人權公約”）第25條（b）款對普選的定義：普及、平等、直接選舉。這是站不住腳的。第一，誠如清華大學王振民教授指出，人權公約規範的是人權保障，並不規定各國（地區）的政治體制。第二，人權公約的該條款，在香港並不適用。英國在香港實施該公約時提出“法律保留”，至香港主權回歸前仍未撤銷。第三，普選作為一種政治體制，並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即使是西方國家，普選制度也五花八門，各國不同時期的做法也有不同。第四，學術見解難成“標準”。戴耀廷認為國際專家的觀點可做“國際標準”，但2014年3月底其邀請14名各國專家舉行研討，也得不出基本法第45條違反人權公約的結論。第五，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普選是地方選舉，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根本沒有“國際勢力”、“國際標準”的角色。
“佔中”托名“公民抗命”，實則搞“顔色革命”。戴耀廷“公民抗命”的思想淵源，與其說來自甘地、馬丁·路德·金，不如說來自吉恩·夏普（Gene Sharp）。夏普領銜的美國愛因斯坦研究所，成立於冷戰晚期的1983年，職志在於“促進在全球衝突中採取非暴力行動的研究和應用”，近年成為“顔色革命”理論與實踐的大本營。夏普本人被稱為“顔色革命之父”，又是埃及“茉莉花革命”的理論推手。戴耀廷對夏普的推崇溢於言表，曾撰文介紹了夏普的198項“非暴力行動”方法。2014年3月11日，愛因斯坦研究所執行主任拉奇布（Jamila Raqid）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撰文稱，“佔中”的主要鬥爭手段就是“非暴力行動”的應用，對“佔中”讚賞有加，還警告中國政府不要“鎮壓佔中”。
“佔中”不可回避的四對矛盾
“佔中”的性質，“顔色革命”勝似“公民抗命”。審視其定位、訴求、手段，也存在四對無法調和的矛盾。
一是號稱“以法達義”，難掩違法本質。亞里斯多德對“法治”的定義有兩個層次，較基礎的層次是法律得到良好的執行（有法必依），較高的層次是法律本身是制定得比較好的法律（良法之治）。戴耀廷認為，“佔中”雖然違法，但反對的是將要“篩選”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惡法”，目的在於追求落實“真普選”的“良法”，是為“以法達義”。
基本法是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既有“主權者決斷”的權威性，又在香港有著廣泛的民意基礎，“合法性”毋庸置疑。1985年成立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59名委員中，香港委員占23名（比例達40%）。1988年成立“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咨委會），由代表各界別的180名委員組成。當時在香港大學修讀法律的戴耀廷，正是以學生代表的身份成為咨委之一。基本法的草案還先後兩次在香港社會直接咨詢意見。因此，說基本法是“惡法”，是罔顧歷史、侮辱香港人的智慧，也是前咨委戴耀廷“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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