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與“佔中”沆瀣一氣。泛民明知“公民提名”違憲、違法，卻一哄而上支持“佔中”。尤其是在“6.22全民投票”一役，對“商討日（三）”搞“篩選”不滿的陳方安生、對遭激進派騎劫的“真普選”不滿的民主黨，也全速歸隊，合力催穀“全民投票”的人數。“七一”之後，街頭抗爭、街頭“占領”轉入街頭與議會“雙軌抗爭”的特征，愈加明顯。立法會內，從個別激進議員“拉布”、“擲蕉”，發展到全體泛民議員向到立法會答問的行政長官離席抗爭，激進議員黃毓民向行政長官擲玻璃杯的惡劣情勢。從街頭抗爭，到議會失範，再到議會內外全面對抗，進而憲制全面崩潰的情形，在烏克蘭、泰國等地連番上演，其後果都難逃社會撕裂，政局動蕩，民眾陷於水火。
美國難脫操控“佔中”嫌疑。一是如上文所述，愛因斯坦研究所正是戴耀廷“非暴力抗爭”理念的生產商。
二是充當“佔中”戲碼的總導演。“佔中”在“6.22全民投票”前夕加設選項，陳方安生也從開始的另推“溫和方案”，到轉而支持“6·22全民投票”。這種不約而同的轉變，要說背後沒有“高人”指點，恐怕難以令人信服。
“6.22”前夕，“佔中”、壹傳媒雙雙報稱遭遇“國家級”黑客攻擊，台灣情報官員爆料稱黑客“很大可能來自大陸解放軍”。但“全民投票”開始的一刻，“國家級”黑客攻擊戛然而止。放眼香江內外，能將“佔中”、陳方安生、壹傳媒、台灣情報官員調度得如扯線木偶般配合，恐怕只有美國才能做到。
三是充當“6·22全民投票”的“上帝之手”。投票期間，協助“佔中”抵禦“黑客攻擊”的網絡服務供應商“Cloud Flare”，原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親密的合作關係，是中情局禦用的網絡公司，既為中情局提供網路保護服務，也協助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進行“政治任務”。如此一來，投票人數也盡在中情局的操控之中。
政改沒有“佔中”的位置。戴耀廷對北京的這個“評估”、那個猜測，結論都是“北京會在佔中面前讓步”，但這只能是一廂情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香港的法治秩序不容挑戰。任何人膽敢以身試法，必將承擔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