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教授曾經以統獨問題上的傾向描述台灣“中間選民”的性格，他發現“台灣的社會調查一再顯示，只要條件配合就願意接受台獨的選民，與只要條件配合就願意接受統一的選民，兩者之間往往有大量重複。”倘若條件設得合情合理，兩者重複的比例甚至可以高達所有選民的四分之一。石之瑜認為“這當然是因為台灣作為後殖民社會、後內戰社會與後冷戰社會，對於大陸同時存在強烈正負面的兩種情感所致。選民徘徊在抵抗大陸與親近大陸兩種情感之間，不能視之為典型中間選民，而是有雙趨傾向的選民。”②雙趨型的選民主要特徵在於投票時以情感取向為標準進行投票選擇，相比較理性選民主要以政策特別是社會公共政策作為投票決策參考的情況有相當大的不同。如果結合台灣社會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政治文化生態來考慮，這種雙趨型的選民並不僅僅表現在統“獨”議題方面，在其它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存在。
如果仔細考究起來，所謂中間選民的中間概念其實是相當模糊的，到底這個“中間”指的是經濟訴求、政治訴求還是意識形態訴求？在許多關於中間選民的說明中並沒有清晰的界定。這種模糊性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中間選民”概念的分析功能十分低下。在台灣選舉過程中，以經濟民生議題為中心的公共政策訴求顯然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兩個主要政黨在這些方面也著力甚深。有研究已經指出，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島內公共議題方面趨同的程度非常高，他們在公共議題上的主張也有很大的相似性，類似的研究已經很多，這裏沒有必要再作贅述。以此言之，兩個主要政黨確實有“向中間靠攏”的可能，而且在經濟民生議題方面已經實現了“向中間靠攏”，在這個場域內以“理性人”為前提之政黨政策的走向分析模式展現了較強的解釋力。
一般所謂“中間選民”概念往往不太注重意識形態及其它認同差異基礎上形成的區隔對政黨政策訴求產生的影響，也就是認為意識形態的爭論並不是政黨政治互動模式中的主要內容，而是認為政黨相互區隔的主要訴求集中於經濟和社會領域，也就是對抗不激烈的領域。但是現實情況往往不是這樣，特定議題的意識形態化發展使得社會出現分歧與對峙的可能性極大。而一旦出現比較深的社會分歧，則會出現雙峰或多峰對峙的民意結構，從而使政黨向中間靠攏的衝動減弱。非常不幸地是，台灣的社會分歧一直非常明顯，而且似乎在短期內並沒有可以消弭的跡象。族群分歧、統“獨”分歧、“威權－民主”分歧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分別成為影響社會意識的主要內容，而且這些分歧經過政黨動員的極化，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既深且巨，短期內根本不可能消除。
可以看出，一旦分析的視角突破了經濟或者政治的單一議題，“中間”所涉及的場域就會驟然增大，無論是經濟議題還是意識形態議題，均有“中間”的問題，顯然各個政黨同時在這兩個方向上向中間靠攏的可能性不是太大。這裏可能出現的幾種情況，一是經濟議題上趨同，但是意識形態議題卻對立與對抗，或者是意識形態趨同，但是在經濟議題上卻出現了分裂與對抗，此外還有經濟議題和意識形態議題均出現分裂或者是均出現趨同的情況。顯然，“中間”所涉及的場域增加，可能出現的選項就會呈指數式增長。台灣政黨在經濟訴求上的趨同以及在兩岸議題上的差異，已經顯示台灣政黨政治中經濟議題與統“獨”議題背離的情況，這種情況的出現關鍵在於政黨利用不同的政治訴求進行政治動員時取得的實際效果，能夠取得最大效果的議題組合顯然就是政黨的最佳選項，因為對於有影響力的較大政黨來說，他們從來不會為議題而議題，而是為了執政而主動進行議題設置。
政黨互動中的學習與調適
政黨的學習及調適是政黨互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政黨政治發展產生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所謂的政黨學習能力系指某一政黨對同一系統中其他政黨行之有效的動員方式和行為模式進行深入反思，並以此為依據改變自己的行為和論述以增強對選民吸引力的活動。在競爭性選舉中政黨之間相互學習和影響的情況非常普遍，台灣社會的兩個主要政黨就是如此。國民黨提名方式的調整從過程到結果上看都是參考了民進黨的經驗，而民進黨對基層經營的加強也在一定程度上取自國民黨的經驗。如果仔細比較起來會發現台灣的兩個政黨在政黨運作模式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均有從對方學習經驗以改造自己的政黨體質以增加政黨生存能力的情形。政黨的學習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進行自身行為模式調適的能力是政黨能否維持並不斷擴大生存空間的關鍵，學習與行為調整是政黨互動中政黨在遭受外部壓力時的自然反應，反映出政黨對環境適應的基本能力。
在政黨互動的過程中，對政治動員最為有效的行為模式最容易受到模仿，而政治論述和意識形態則較有相對的獨立性，只有在持續的衝擊之下才會有所調整。台灣兩個主要政黨中很多行為都有趨同的情形，例如競爭團隊的年輕化在國民黨和民進黨內都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大量的青年人進入競選團隊，利用各種新出現的傳播形式展開政治動員。一般來說某個政黨的行為只要在選舉動員中表現出較高的效率，其他政黨很快就會進行吸收改造並加以運用。2008年以後國民黨在選舉中逐漸注意到議題營造的重要性，即重視“空軍”的力量，應該也是在反思之後對選舉風格進行改革的結果。
相對而言，政治論述則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而也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其發展變化往往要經過較長時間以及在較為明顯的外部壓力下才能實現。一般來說政治論述的調整大都是在社會發展的背景下，政黨意識形態的傳統被打破，在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相互影響甚至互相接近、互相滲透的情況下，強調意識形態的特殊性，往往很難吸引民眾。這就使政黨不得不尋找新的途徑來動員民眾，贏得支持。執政黨要想保證自己的執政地位，就必須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做出調整。③這意味著政黨政治論述的調整往往會經歷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但是一旦調整展開，則是屬於較為根本性的調整，對政黨未來發展會產生長期的影響。
政黨之間的競爭是政治系統內各個政黨對自身進行適應性調整的直接動力。民進黨動員方式的改革以及效率提高必然會引起國民黨的生存危機，從而壓迫國民黨加強學習並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進行應對。2000年國民黨下台後進行的黨組織改革，壓縮了龐大的黨工系統，同時在動員模式、提名方式以及基層經營方面均進行了調整。馬英九出任黨主席後，開始系統改造國民黨的組織以及文化結構，目標在於使國民黨適應高度競爭性的政治情境，也就是說要將國民黨改造成一個“選舉機器”。這種調整無疑是民進黨政治版圖擴張壓力下的結果。2008年選舉中國民黨體現了空前的團結，成功替代民進黨成為執政黨，事實上是上述壓力下危機感與緊迫感的集中爆發。2008年民進黨下台以後不斷加強基層服務的力度，同時與大陸的經濟交流也在逐漸展開，這些都是在國民黨的壓力下進行的適應性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兩個主要政黨事實上構成了互為鏡像的關係，彼此均從對方觀照自己並以對方來定義自己的存在。
不過在政黨互動的過程中各個政黨表現出來的調整能力是不同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政黨內部的改革都是困難重重。概括起來說政黨能否實現自身的改革以適應形勢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內部利益分配結構及其強固性。政黨政治核心內容是利益和資源的分配。一般來說制度化程度越高、生存時間越久的政黨，內部越容易形成利益分配格局固化的情形。一旦政黨的結構調整觸及到這些固化的利益分配結構時，就會遭到很大的阻力。國民黨在2000年以後撤裁黨工時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就是如此原因使然，這些黨工長期服務於國民黨，其生活的主要內容均與黨務活動密切相關，一旦脫離黨務系統，從情感和利益上均難以接受。二是政黨生存所遭遇到的危機程度。一般來說，在遭遇到較為嚴重的危機時，利益結構中的行為者可能為了長期的利益被迫放棄若干短期利益，但是一旦危機過去，傳統的行為模式又會回潮，消解此前改革的效果。所以我們在政黨政治中經常看到的情形是，一個政黨在某些方面雖然想進行適應性調整，但是改革卻無法向前推展。馬英九在對國民黨進行改革所遭遇的阻力已經有目共睹，蔡英文在2008年以後對民進黨進行改革時也有同樣的遭遇，在如何與陳水扁切割以及如何實現世代交替的問題上屢屢碰壁。在外界壓力下進行調整能力的強弱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政黨適應性調整能否實現，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政黨未來的基本生存狀態。學習能力弱的政黨顯然沒有辦法適應形勢的發展，最後自然免不了消亡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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