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中的政黨互動
自2005年以來，兩岸政黨互動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對島內政黨政治生態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政治系統的角度來看，兩岸政黨互動構成了島內政黨互動的外部環境，從多個方面影響到了島內政黨互動的基本樣態。目前國民黨與共產黨已經實現了黨對黨的交流並成功構建起了交流平台，民進黨則因為堅守“台獨黨綱”及“台獨路線”的原因一直到現在還無法與大陸建立起黨際交流，但是從個人層次來說，民進黨政治人物與共產黨之間的交流並不鮮見。整體來看，島內政黨與大陸交流的情況處於一種不對稱的狀態，國共之間的交流無論是從深度和廣度上均超過民進黨。
從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軌跡來看，兩岸政黨互動的模式主要有四種，一是對抗型模式，二是對抗與合作兼有但偏向對抗型模式，三是對抗與合作兼有但偏向合作型模式，四是合作型模式。對抗型模式是兩岸政黨處理互動問題時以對抗為基本取向，兩岸自1949年以來到1978年一直採取這種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激烈對抗以及完全意義上的敵對狀態是兩岸政黨互動的全部內容。1979年兩岸關係結構發生較大變化，兩岸民間交流開始破冰，但是政黨之間仍缺乏溝通與交流，政黨互動並沒有突破對抗性模式。2005年以來共產黨與國民黨實現了黨對黨的交流，並建立了交流與合作平台，兩黨交流的制度化程度也不斷提高。從目前來看，兩黨已經進入對抗與合作兼有但偏向合作的政黨互動模式。同時，民進黨與共產黨之間個人層面的交流與溝通雖然存在，但是兩黨互動的程度卻處於相對較低的水準上，大致屬於對抗與合作兼有但偏向於對抗的政黨互動類型。
兩岸政黨互動的模式是偏向於對抗型還是合作型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影響很大。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偏向於對抗型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該黨一直以來都是以對抗的方式取得政治利益，並實現了政治版圖的擴大，這是自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沿襲下來的傳統。所以對於民進黨來說，一個沒有敵人的政治環境是非常可怕的，也是很難適應的，這種情況下民進黨的政治動員往往找不到著力點。蔡英文出任民進黨主席雖然一直強調要以“理性”的態度去改造民進黨的選舉以及行為文化，但是在能夠利用暴力的場合她卻決不猶豫，陳雲林會長到台灣參訪時蔡英文發動的暴力抗議就是一個例子。在對抗型的政黨互動模式下，兩岸交流也會發展，但是兩岸關係卻難以穩定。事實上民進黨執政時期兩岸交流與合作並沒有完全停滯下來，有些方面甚至取得較大發展，但兩岸關係的動盪卻也是有目共睹。相反，在合作型的政黨互動模式下，雖然兩岸也會有分歧，但是合作與交流卻可以持續進行，分歧在這個過程中並不一定會成為阻止兩岸關係穩定和兩岸交流與合作的決定性因素。
民進黨目前處理兩岸問題的基本策略就是政治與經濟分離，即經濟上鼓吹與大陸展開交流，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首長到大陸參訪也早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在政治立場上卻不願鬆動。在民進黨與大陸的互動中，“台獨”意識形態的堅持與對兩岸經濟交流的支持並行不悖，但是顯然兩者是有先後順序的，“台獨”意識形態處於更加優先的地位。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說，現代政黨政治中意識形態動員與經濟議題的動員並行不悖並不鮮見，但是這兩種動員的生存能力顯然並不是相等的，往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意識形態動員會佔據上風，而在意識形態動員到了極化的程度並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時，經濟議題才會有生存的空間。民進黨是比較典型的意識形態動員型政黨，當年對抗國民黨時期主打的議題是“民主化”和省籍族群認同，現在與共產黨的互動中則利用“主體性”議題進行動員。民進黨的這種基本動員模式曾經造成了台灣社會的撕裂，經濟議題在2008年才會成為相對重要的議題佔據選舉動員的中心舞台。易言之，在民進黨的動員譜系中，經濟議題並在最主要的位置上，特別是在“台獨”意識形態動員有效的情況下，經濟議題被邊緣化的可能性更大。
海峽兩岸三個主要政黨通過互動事實上形成了複雜的競合關係，議題主導權成為這種競合關係的核心。顯然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展開與共產黨互動時均著眼於其內部需求。國民黨採取的是一種“去政治化”的兩岸交流與合作政策，最起碼不想讓兩岸政治分歧干擾兩岸經濟事務，在兩岸交流與合作不斷加強的基礎上，國民黨力圖建構出穩定兩岸和促進台灣經濟繁榮的民意支持基礎。民進黨則採取與國民黨不同的路徑展開兩岸政黨互動，從其基本的政治訴求來看，將兩岸維持在低度緊張的狀態對其政治動員是最為有利的，兩岸關係的“去政治化”是民進黨尤其不願意看到的局面。毫無疑問，國共兩黨展開的交流與合作使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已經喪失了議題主導權，兩岸互動中日益邊緣化的趨勢也益發明顯。此種情形已經對民進黨形成了強大的壓力，並使國民黨在島內政黨互動中佔據更多的主動權。所以在2014年民進黨不惜以“太陽花學運”這樣激烈的街頭運動來阻遏兩岸關係快速發展的勢頭，就是要搶回兩岸關係中的一部分議題主導權。
結語
島內藍綠惡鬥是台灣政黨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徵，也是政黨互動的重要內容，這一情形未來是否有緩解的希望？看來答案並不令人樂觀。對於政黨來說爭取執政和資源的分配權才是永遠不變的基本訴求。所以只要條件許可，政黨均會用最為廉價的辦法達到擴張自己的目的。因此政黨本身具有推動社會整合和分裂的雙重面向。社會整合面向主要是通過政黨對社會利益訴求進行綜合，再借助由政黨之間競爭與合作所組成的責任政府將綜合起來的社會利益訴求以政策輸出的形式來滿足社會期待；而社會分裂面向則主要是以政黨區隔的建構和極化呈現出來。由此可以看出，政黨政治的社會整合和分裂面向與政黨政治自身的能力和狀態有密切聯繫。④至於哪一種面向最終會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主要取決於政黨的能力以及對利益最大化的判斷。如果分裂社會的手法能夠擴張政治版圖，那麼利益整合的面向則會被壓縮到角落。長期以來台灣政黨互動中已經形成了區隔重於融合的傳統，而且社會分歧的分佈狀態也支持雙峰對峙的政黨政治格局。所以台灣社會的政黨區隔作為一種動員邊界會長期存在，所謂的“社會融合”也往往是為強化這種區隔服務的，例如民進黨所鼓吹的“台灣命運共同體”，事實上是要求台灣民眾統一思想對抗大陸，當然這其中也隱含著要求國民黨在政治訴求方面全面向民進黨靠攏的預設。
故而可以說，在目前的政治情勢及兩岸關係情勢下，除非兩岸關係或者台灣政黨政治有重大的結構性改變，否則這種重區隔、輕融合的政黨政治生態短期內不可能消除，政黨惡鬥也會持續下去。
註釋
①張華：《台灣地區中間選民投票行為分析》，《台灣研究集刊》，2010年6期（總第112期）。
②石之瑜：《台灣是Ｍ型選民結構嗎？》，（台灣）《中國時報》，2007年1月11日。
③付傑：《試析美國兩大政黨處理與政治生態關係的經驗》，《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6年1期。
④葉麒麟：《社會整合、政黨政治與民主鞏固－基於制度可實施性的分析》，《浙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12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9月號，總第20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