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漢學大會前夕，湯一介身體不適，但他抱病前來出席並發言，人民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馮惠玲此前介紹，很多領導在貴賓室接見外賓，獨湯先生一人靜靜地坐著，“這樣一個知識分子令人肅然起敬。”
主要著作
《郭象與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儒道釋與內在超越問題》《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非有非無之間》《湯一介學術文化隨筆》《非實非虛集》《昔不至今》《郭象》《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湯一介卷》《佛教與中國文化》《生死》《和而不同》《我的哲學之路》《新軸心時代與中國文化的建構》
附 湯一介學術自述
一個人的一生大概會分成若干不同的階段，其中寫作生活大概也可以成若於階段。1947年在我二十歲的時候曾在當時北平的《平明日報》上發表過兩篇散文：《月亮的頌歌》和《流浪者之歌》。1949年後，開始我是北京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幹部，忙於各種政治運動。1951年初，我沒有讀完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最後一學期而被調到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學習，並留在那裡擔任了教員，先是教（聯共黨史）第九至十二章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部分，後未也教過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1956年回到北京大學哲學系，先是作為我父親湯用彤的助手，幫助整理他的著作。1957年後，由於各種政治運動和學術批判，這樣我也就自動地或者被動地投入了。1957年初，在北京大學召開了一次“中國哲學史座談會”，我為這個會議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收入《中國哲學史討論輯》（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中，這是我在解放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自此以後一直到70年代末，我在各種報刊雜誌上大概發表了四五十篇論文，這些論文大概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論文，這些論文大都收入當時的“討論集”中；另一類是批判別人的文章，例如批判馮友蘭先生的“抽象繼承法”和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批判吳晗先生的“道德繼承問題”等等。現在看來，這些論文很少學術價值。如果說這些論文還有點什麼作用，我想可以說它們反映了當時極左思潮在我國學術界的影響多麼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時代的類似論文一起作為總結極左思潮對學術研究的危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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