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中國傳統哲學的總體論述。這一部分包含目錄“論文”部分中的第一篇到第八篇。我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是一種不同於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以及伊斯蘭哲學的一種哲學思想體系，因此我們必須對中國哲學之所以為中國哲學的特性作深入地研究。一種特殊的哲學必有其一套特殊的概念、並由若干基本概念構成若干基本命題（即判斷），又能根據若干基本命題用某種（或某幾種）方法進行理論推理而形成哲學理論體系。中國哲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哲學，我們能不能根據中國哲學的歷史發展從總體上提示出其概念、命題和理論體系呢？對這個問題我作了嘗試。在《論中國傳統哲學範疇諸問題》中，我討論了中國哲學的概念範疇問題，並為中國哲學建構了一範疇體系。由於這篇文章是1982年寫的，當然不會太成熟，如果今天再新寫一篇類似的論文，可能寫得更好一些。但這個關於中國哲學的範疇問題則是我較早提出來並作了詳細討論的。第二篇《論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和第三篇《再論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是討論中國哲學的基本命題的。在西方哲學史中許多大哲學家都討論真善美問題，例如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等。那麼中國哲學家是否也討論了真善美問題。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又可以說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哲學家都討論了真善美問題。在《論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一文中，我提出中國哲學常以三個基本命題未表達他們對真善美的觀點，這就是“天人合一”（討論“真”的問題，即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知行合一”（討論“善”的問題，即做人的根本道理）、“情景合一”（討論“美”的問題，即審美境界的問題），而“知行合一”與“情景合一”這兩個命題是由“天人合一”展開而對宇宙人生不同側面的表述。在《再論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一文中，我把中國哲學中的三大哲學家與德國古典哲學的三大哲學家作了對比，借此說明孔子、老子、莊子真善美問題上的不同，同時也說明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在確立了中國的基本命題之後，我在後面的幾篇文章中討論了中國哲學的理論體系問題，由於中國哲學以“天人合一”為基礎，因此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中國化的佛教宗派都是以“內在超越”為特征的哲學體系，這和西方哲學（包括基督教哲學）以“外在超越”為特征很不相同。關於這個問題，我在《讀錢穆先生〈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之貢獻〉》也作了討論。“內在超越”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宇宙人生論。“知行合一”在中國哲學中雖有認識論的意義，但從根本上說它是一個倫理道德問題。因此，在中國哲學中“知”就不僅僅是“知識”的問題，而且是“良知”的問題（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如王陽明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知”必須“行”，中國哲學史中的哲學家大都有很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他們的理想是“內聖外王”，“聖人”（即道德高超的人）最宜於作“王”（最高的統治者），這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道德教化論或者說是一種政治哲學。這個問題我在《論儒家的境界觀》中作了討論。在這篇大章中，我提出：“內聖外王”之論雖有可取之處，但其弊病也是非常明顯，即會走向泛道德主義和重“人治”輕“法治”的道路上。我認為“情景合一”不僅是中國“美學的基礎”，而且是一種超越的人生境界。“美”的本質是什麼？可以有多種多樣的的說明和解釋，我認為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許可以說最根本的涵義是“和諧”。由“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構成了中國哲學中的“太和”觀念，這些“和諧”都是體現了相對應的兩方面的“和諧”。“情”和“景”的“合一”正是體現著相對應的兩方面的合一。《“太和”觀念對當今人類社會可有之貢獻》只是討論了儒家思想中的“和諧”問題，其實道家和中國化的佛教禪宗同樣討論了“和諧”的問題，我曾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刊於《國敵新知——中國傳統文化的再注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討論過，因和上面所說的那篇《“太和”觀念對當今人類社會可有之貢獻》有相當部分重複，所以本集就不再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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