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從《論轉型時期的文化合力》到《“和而不同”的價值資源）等八篇是討論當前文化問題的。我認為，在文化轉型時期，對傳統文化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態度，即激進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而文化的發展從整個轉型時期看往往是這三種力量的互動引起的。近未有學者對這一看法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這樣會把文化轉型期的複雜情況筒單化。對學術問題的不同討論，無疑有利於學術的健康發展。但是對我上述觀點提出不同看法的學者往往又不能對文化轉型時期的文化發展提出一明確的看法。如果去分析他們的觀點，可以發現有的學者往往把維護傳統的思潮看成是推動當前文化發展的力量。他們之中的有些學者之所以這樣看，或者是由於認為五四運動以來的激進主義思潮打斷了傳統，而形成了極左思潮。對這樣的看法，我是不能同意的。首先，我們不能把文化上的激進主義思潮和政治上的極左思潮混同起未，這方面我不想去多討論。特別是對五四運動的看法，我不能同意。五四運動對傳統的批評雖有這樣那樣的間題，但它提倡“科學與民主”，批判傳統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的種種阻礙，無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著正面的不可抹殺的價值。問題是有些學者把後來在學術文化領域發生的極左教條主義和把學術政治意識形態化和全盤否定傳統的錯誤全都歸之於五四運動，這是不實事求是的和不公正的。在這篇大章中我還討論了80年代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大化熱”和90年代發生的“國學熱”。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文化熱”的“反傳統”是激進的、輕率的，是“有思想無學術”的。我認為這種看法，或者是由於對80年代的文化討論不了解，或者是出於某種偏見。我們知道80年代是我國剛剛走向改革開放，為什麼要改革開放？打破封閉僵化的思想無疑是當務之急，因此，關心中國如何走向現代的學者提出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提出不僅要有四個現代化，而且要有政治的、文化的現代化。這種站在時代要求的思考，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具體和非常富有時代意義的表現。我認為這種精神應該得到充分發揚。至於在80年代有些具體學術問題來不及深入討論，甚至有些不甚妥當的提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進入90年代，有所謂“國學熱”，對傳統文化進入實事求是的深入研究，當然非常重要，也是對1949年來對傳統缺少分析的一種有意義的糾正。但是也要注意到，“國學熱”有兩種可能的走向，一是真正把中國傳統文化放在整個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中來考察，使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和現時代的要求接軌，這才是中國文化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但從歷史的經驗和目前發展的某種趨勢看，也有另外發展的可能，或者是“國學熱”離開了學術的軌道而政治意識形態化，或者是僅僅注意某些細小具體問題的“考證”，認為只有這才叫“學術”，才合乎所謂“學術規範”，這都可能背離某些學者熱心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初衷。我是最旱提倡“國學”的，但我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倡“國學”的，即在全球意識觀照下提倡“國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西方中心論”的消退，整個世界文化呈現出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這當然是有益於文化的健康發展，但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國學”，很可能使中國文化再次游離於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之外。當然我們要考慮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特點，可是這種考慮必須以世界文化發展的趨勢為參照系才有意義。如果不這樣，我們又會再次自己封閉自己，重新滑入狹隘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的陷坑。關於“文化熱”和“國學熱”問題，我在《“文化熱”與“國學熱”》中作了較詳細的討論。
《文化的雙向選擇—一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考察》雖是討論佛教傳入中國的問題，但我的目的是看看這一外來思想輸入我國的過程對今天西方文化的輸入有無可借鑒之處。《論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正義觀》是我1990年在美國舊金山參加一次討論“正義”會議上的發言，關於“正義”問題本來是帶有濃厚性質的政治法律問題，這我本是外行。但我在會上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在我對中國古書上有關“正義”的材料作了簡單介紹以後，我提出在人文學科的哲學、文學、史學中，如果說哲學是討論“真”的問題，文學是討論“美”的問題，那麼史學就是討論“善”的問題。歷史可以分兩個層次，一個是事實的歷史，一個是敘述的歷史，而敘述的歷史總會包含著敘述者對歷史的看法，這樣就有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不同的史學家會對事實的歷史有不同的看法，這裡就涉及正義與非正義問題，如孟子說“春秋無義戰”，這自然和善和惡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了。如果我這個看法可以成立，那麼從科學分類的另一角度看，人文學科的文學、史學、哲學就是研究真善美的學科。如果我這個看法可以成立，那麼從另一角度看，在中國歷史上哲學、史學、文學往往是統一在一起的人文學科，現在我們稱之為“國學”主要就是指這三者統一在一起的人文學科。在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往往既是哲學家、文學家又是史學家，孔子、老子、孟子、莊子等等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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