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抗日的旗幟號召下，1910年代後期貫穿整個1920年代，台灣青壯菁英紛紛結合志同道合、理念接近的同儕組織近代政治社團、社會社團和文化社團，進行文化、社會及政治抗日，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蔣渭水先生於1921年結合台灣各地有聲望的社會領袖及行動力強的青年學生，共同組成的“台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結合廣義的社會文化力量，與日本殖民者週旋，為民眾爭權益，成為日後台灣諸多文化運動、社會運動、民族運動及政治運動的大本營，更發展成台灣許多社運團體的“母體”。
“文協”結合“台灣民眾黨”等團體推動要求撤廢日本駐台灣總督府集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大權於一身的歧視性的“六三法”運動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初期雖有點進展，但體制內的抗爭，終難改變殖民政府的極權統治，而隨著日本軍國主義聲勢高漲，導致法西斯主義壓制統治日益嚴苛，各項請願運動在一九三O年代中期遭到禁止。然而台灣人民愈挫愈奮，不斷抗爭，多人被捕下獄或遭嚴密監控，仍不願放棄，其爭取民主與自由的精神亦頗可佩。
日本統治者從未放鬆迫害台灣人民
除了壓制追求議會設置的請願運動，對報刊發行採取“鳥籠式”的有限度開放之外，日本統治者對台灣人民的壓制殘害，從未放鬆。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和他的行政長官後藤新平頒佈“匪徒刑罰令”，以嚴刑峻法恐嚇於前；隨後制定看似包容寬大的“土匪招降策”，誘引抗日人士“歸順”之後，依前法予以集體屠殺。後藤新平自己在“日本殖民地政策一斑”中，坦承前後“誘殺”抗日份子16，000人。在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下，善良的台灣人民命如輕賤的螻蟻；在戰爭中後期被徵調前往南洋作戰的台灣壯丁及慰安婦，更似群落的蜉蝣，客死異鄉。殘陽似血，悲情陡生，又能向誰申訴？
或有評論家謂，日本據佔台灣也非一無是處，它發展鐵路、公路、大圳、水庫及港口等基礎建設，又建立郵電系統、灌溉系統、戶籍制度及農漁水利會組織、金融機構等，有助台灣的現代化。事實上，總督府進行全台人口、戶籍、賦稅、土地及治安的調查整理，是有利其殖民統治的政治獨裁及社會控制。至於經濟建設上關於殖民化與現代化的糾結，對日本殖民者來說，唯一考量的是如何從台灣這塊殖民地取得更大的利益，推動建設也是為了利益的取得，並為日本財團大商社提供商機。在殖民政策下，無論政經社會或教育，台灣人都只能淪為二等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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